最近一段時間，賈敬龍案引發(fā)了大家的關(guān)注。賈敬龍因婚房遭強拆，未婚妻也離他而去，絕望之下，憤而用射釘槍將村支書殺死。賈被執(zhí)行死刑前后各種意見激烈交鋒。有認為殺人償命罪有應(yīng)得；也有認為于法有罪但其情可憫的。
賈敬龍
賈案的爭論，引發(fā)了很多人的一些聯(lián)想：當(dāng)自己成為與權(quán)利糾紛的主角時，自己無法獲得想要的“公正”時，到底該怎么辦？賈敬龍用自己的行為方式做出了回答。而他的行為方式，隱隱透出兩千年前盛行一時，至今仍讓人耳熟能詳?shù)挠蝹b之氣。
但熟知歷史的我們也知道早在兩千多年前，漢武帝時代，漢廷就已經(jīng)將盛極一時的游俠趕盡殺絕。這是為什么呢？
秦漢之際游俠成風(fēng)
游俠是秦漢社會一個特殊的群體，某個人被稱為“俠”，不靠所操職業(yè)，也不靠財富的多寡，而是靠其特殊的行為和所秉持的精神，遺世獨立，睤睨萬物。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在秦漢時代，無論貴賤，皆慕俠成風(fēng)。除了與秦漢民風(fēng)剽悍，崇尚勇武有關(guān)，更重要的還是，游俠在世人眼中具有很多獨特的品質(zhì)：他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諾，萬死不辭”，他們“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從這些溢美之詞中，我們已經(jīng)能大致看出游俠們的行為邏輯和基本特征：這是一群講誠信，講道德，專門急人所急，打抱不平，在公家政府和法律之外為人們提供私人權(quán)益救濟的人。至于救濟的手段，往往無視律法，不加限制，但主要依靠的是私人武力和財富。
電視劇中郭解的形象
一些著名的游俠，如朱家、劇孟、郭解，都是一時的道德楷模。
郭解受人之托辦事，只要可以辦成的，立馬給人辦；辦不成的也要爭取讓各方滿意。劇孟則但凡有人求其辦事，哪怕事情再難再危險，也一定挺身幫忙，絕不裝作不在家或找其他借口。朱家則更為高標(biāo)準，他“家無余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散盡家財，養(yǎng)活了名士數(shù)百，庇護了平民數(shù)千，見到被自己救助過的人，寧可躲起來，也羞于接受別人的感謝，如果對方富貴了，則終生不見。
游俠因具有這些為人稱道的品質(zhì)，而博得了當(dāng)時社會各界極大的追捧擁戴。劇孟、郭解等人，所到之處，萬人空巷，無論貴賤，爭相拜見。人們不僅崇拜游俠，還效仿游俠，當(dāng)游俠有難時，也慨然報答。如郭解因為勢力太大，被縣令陷害而遭漢武帝強制移民茂陵時，平時同他往來的人贈送給他的錢財以千萬計，陷害郭解的當(dāng)?shù)乜h令則被人殺死。后來郭解逃亡外地，也處處得到別人的幫助，甚至有人寧可自殺，也不讓官府獲得其線索。就連大將軍衛(wèi)青，也曾當(dāng)著漢武帝的面為郭解開脫，使皇帝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除了衛(wèi)大將軍，被游俠精神所影響的，還有當(dāng)時的史官們。
《游俠列傳》是《史記》之中的比較有名的篇章之一
贊美還是否定：游俠讓漢代主流史家抉擇兩難
對于這些出身底層，某些行為未免“無法無天”的游俠，秉承儒家價值觀的漢代史學(xué)家們，并沒有一味對其加以輕視與否定，某種意義上反倒是多有同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他們的道德和行為。司馬遷的《史記·游俠列傳》在這方面就很具有代表性。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的開頭寫道：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xué)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zāi)，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司馬遷正在寫史記
短短176字，概括出了司馬遷對于游俠的基本看法：首先，游俠的行為不合國家的王法，即所謂“正道”，但他們卻具有言信行果、急人所難、舍身救人、羞伐其德的高貴品質(zhì)；第二，無論達官貴人還是普通人，在生活中都會遭遇各種困難和災(zāi)難，這些困難和災(zāi)難有時候并不都能通過正當(dāng)?shù)暮戏ㄍ緩絹斫鉀Q，而游俠扶危濟困的精神和行為則往往能救人于水火，這就是游俠的價值所在。
另一位著名史學(xué)家班固，在其《漢書·游俠傳》中，雖然站在維護朝廷秩序的角度對游俠多有批判，說他們“不入于道德”“竊殺生之權(quán)，罪不容誅”，但是字里行間仍然充滿了對游俠的同情，稱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雖古烈士，何以加哉！”，看似矛盾，其實合理：從國家層面來說，游俠是法律秩序的破壞者，但是從私人層面來說，必須承認游俠精神。
但是，班固又為何會說游俠“罪不容誅”呢？
班固撰寫《漢書》的石雕
游俠必須被消滅
著名游俠郭解的下場并不好，他被漢武帝滿門抄斬。游俠們在歷史中的下場也不好，他們逐漸在史書中消失不見，最后僅存于武俠小說中。
韓非子很早即在《五蠹》里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他這話是說給君主聽的。在韓看來，君主要想富強國家，必須要消滅五類人，分別是儒生、縱橫家、游俠、逃避兵役者、工商業(yè)者，其中游俠的危害主要是聚集黨徒，標(biāo)榜氣節(jié)，為了顯身揚名，不惜觸犯國家法律。實際上，俠者之所以被漢武帝們所忌憚，必欲除之而后快，原因并不單只是觸犯法律。
首先，俠客們講道德，有人格，從中產(chǎn)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甚至一度有凌駕于中央政府對基層組織控制的態(tài)勢。比如朱家，京師以東各路英雄豪杰，“莫不延頸愿交”；劇孟，名將周亞夫得到他的支持，甚至像“若得一敵國”；郭解，公卿郡縣“爭為用”。
私人過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無疑都會觸犯了帝王的大忌。功臣若是“功高震主”，尚且難以避免殺身之禍，何況這些擁有私人武裝的平民。郭解的死，正是感召力殺身的絕好例子：某儒生私下里指責(zé)郭解，結(jié)果被郭解的手下殺掉，并被割下舌頭，此事雖然與郭解無關(guān)，但是朝廷認為他不知情就能殺人，比親自殺人罪行還重，大逆不道，滿門抄斬。
被后人武俠想象化的漢朝第一大俠郭解
第二，游俠在地方上依靠自身的威望，挾持地方政府，很多郡縣土豪發(fā)生矛盾沖突，不找官府，而是找游俠調(diào)解。游俠還常干預(yù)地方政府事務(wù)，如郭解通過私人關(guān)系給官府打個招呼，甚至就能免除某人的勞役。郭解所在郡縣有某楊姓官員父子，因為得罪了郭解，皆被郭解的門人殺害，害的這家人進京告御狀，可見郭解在本鄉(xiāng)本土勢力大到超越官府。當(dāng)時中國統(tǒng)一未久，削弱諸侯王國的措施也才初有成效，正是后來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中央集權(quán)的逐步形成階段。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帝王們對任何地方自發(fā)性組織，都不會有絲毫的留情，只能是鏟除殆盡而后已。
最后，秦漢社會的人們之所以仰慕游俠，愛戴游俠，在于游俠確實能“扶危濟困”，救人于水火，較之訴諸官府，這種方法往往更為有效，這也是包括司馬遷這樣的精英文人在內(nèi)的社會普遍看法。
這表明，當(dāng)時的人并沒有把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國家和法律上，而是認為民間私利對權(quán)益的救濟同樣具有正當(dāng)性，這是一種民間的自發(fā)秩序，這種秩序以“善”為基本準則。當(dāng)國家秩序與民間秩序相沖突時，人們就會以“善”為標(biāo)準，來決定自己到底該遵從何種秩序，這說到底是一種獨立人格精神的體現(xiàn)，當(dāng)然也就不能為正在形成中的，視萬民如芻狗草芥的中央集權(quán)體制所容忍。
后世文學(xué)化的游俠形象
司馬遷后來因言論觸怒了漢武帝，竟獲罪慘遭宮刑。雖然遭受奇恥大辱，幾欲自盡，但因為《史記》還沒有完成，也只能無奈茍活。此時，不知他是否會想起，那些輕身死重然諾，游走四方打抱不平的俠士。
自漢武以降，真正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權(quán)威形成挑戰(zhàn)的“游俠”，就真的只能存在于類似李白《俠客行》“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