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倪兆中 侯雪琪 徐天鶴)疫情期間，武漢女子李麗娜在陽臺“敲鑼”救母事件引發(fā)關注。

　　今年2月1日，李麗娜帶母親就醫(yī)，其母被列為疑似病例，李麗娜陪母親在家隔離治療，其間，母親病情加重但無法入院。多番求助無果后，2月8日，李麗娜無奈在陽臺“敲鑼”救母，隨后母親入院治療，幾日后，李麗娜也被確診進入醫(yī)院治療，目前均已治愈。

　　4月10日，李麗娜正式解除隔離，回家與兩個多月未見的丈夫和女兒團聚。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她稱，敲鑼之后得到救助，就像“有人扔了個救生圈，終于不用垂死掙扎了”。她希望在疫情結束的那一天，能和幫助過她的那些人見一面，說一聲感謝。

　　“需要有人注意到我發(fā)出的聲音”

　　新京報：母親當時情況怎么樣？

　　李麗娜：她當時呼吸很急促，咳嗽不止、高燒，人也很虛弱，已經不能走路了。病情就像水淹一樣，你(眼睜睜)看著她在那里慢慢的不行，想想看，如果看著自己的親人慢慢被水淹死，是多么的難受。

　　新京報：為什么無法住院？

　　李麗娜：當時她的核酸結果是單陽，醫(yī)生說這種情況代表介于是和不是之間，不能確診，不能確診就不能及時入院。

　　新京報：有沒有嘗試過別的求救方式？

　　李麗娜：打電話、找熟人，在微博上求助，然后發(fā)各種求助的鏈接，但沒有特別有用。

　　新京報：后來為什么選擇了敲鑼？

　　李麗娜：首先需要有人注意到我，注意到我發(fā)出的信號。其實我敲的并不是什么鑼，我敲的就是一個盆和一個勺。我只是希望自己發(fā)出的聲音能被聽得到，至于誰能聽到，我并沒有想過。后來有很多人說家里要備一套鑼鼓，其實只要你想發(fā)出聲，所有的東西都是可以發(fā)出聲音的。

　　新京報：母親知道你在外面這樣求救嗎？

　　李麗娜：她知道，也非常傷心，我聽到了她在家中哭泣。

　　“就像有人給我扔了一個救生圈”

　　新京報：那時你的身體狀況如何？

　　李麗娜：當時我也感染了，已經發(fā)燒一整晚，但如果我倒下了，誰來去救她？誰來救我們？不能再有家人來(照顧我們)了，來一個傳染一個，沒完沒了。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敲鑼時你在大哭。

　　李麗娜：其實哭是一種傾訴，一種釋放的渠道。我那天在那里哭了之后，感覺一下子人輕松很多，覺得整個人心態(tài)又調整好了。其實當你真正求生的時候，面子已經不重要，生命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對于平常來講，不管敲鑼或在街上喊都不是特文明的事兒，但到了那個時候，救命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報：當時敲了多久？

　　李麗娜：大概就三五分鐘吧，因為中途母親還有一些狀況需要我去處理，也沒有哭很久，并沒有像網上說的，我天天在這里哭，也沒有每天敲。

　　新京報：敲鑼帶來了什么變化？

　　李麗娜：第2天我手機就被打爆了，海內外的記者、志愿者、老中醫(yī)，還有一些愛心人士，不停打，我的手機都被打到要關機了，那天晚上母親被送往漢陽醫(yī)院治療。這種感覺就像有人給我扔了一個救生圈，終于不用垂死掙扎了。

　　“有媽在，我還是個孩子”

　　新京報：你自己什么時候入院治療的？

　　李麗娜：2月14日，我也確診了，住進了國博方艙醫(yī)院。

　　新京報：母親知道你被感染的事嗎？

　　李麗娜：她入院之后知道我被感染了，非常激動，不愿配合治療。她覺得是她害了我，害了我的以后。后來經過醫(yī)院治療，她已于3月中旬出院，目前狀況良好。

　　新京報：這次對母親的認識有什么變化？

　　李麗娜：我第一次意識到，有媽在，我還是個孩子。我成長于單親家庭，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是一個很勤勞的女人，雖然她讀書不多，脾氣也不算好，但她對我付出了很多，自己非常節(jié)儉。傾盡所有供我讀書、結婚、生寶寶，她一直在支持我。

　　新京報：這次事件給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麗娜：我覺得不能用短短兩分鐘的敲鑼視頻，就給我貼上標簽，比如特別慘、特別孝順之類。我們前期確實很辛苦，但路上遇到很多幫助我們的人。大量的資源，大量的幫助，才贏得了我媽媽現(xiàn)在的回歸，這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新京報：疫情結束之后想做點什么？

　　李麗娜：我希望武漢好了以后，自己能夠去親自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一路走來，有太多人在幫助我。我希望在疫情結束的那一天，一起能見個面，親自對他們說一聲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