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傅帶徒弟母親帶兒子

　　專案組對犯罪團伙組織架構、作案方式、證件來源、媒體性質及主要犯罪事實進行了梳理分析。

　　這個特大假記者團伙由三個“小團伙”組成,每個“小團伙”內成員相對固定,多以相熟程度、親緣關系結伙作案。但三個“小團伙”之間也存在三五成群、相互交叉、串聯(lián)作案的情況,團伙內部的組織結構相對松散。

　　團伙成員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劣跡斑斑。團伙成員中,6人有搶劫、盜竊、聚眾斗毆、偽造印章、故意傷害等犯罪前科。二是知識水平低。據(jù)犯罪嫌疑人趙桂峰稱,他原來就是一個干裝修的包工頭,后來打麻將的時候認識了犯罪嫌疑人史興望,2016年4月,史興望邀他加入“中國新聞播報社”當記者,說這行掙錢快,于是趙桂峰花費1萬元辦理了該新聞播報社的工作證。史興望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原來就是種地的農民。三是“師傅帶徒弟”。犯罪嫌疑人馬琳、賈乙因長期在本地作案,被視為資深記者,不再直接參與,轉而指使他人進行敲詐。

　　馬琳對外自稱記者,時間一長連她自己都深信不疑。2015年,她通過朋友花8000元錢辦理了“三農內參”工作證,開始四處招搖,2016年,馬琳又為自己的兒子宋軍樂辦理了“三農內參”工作證,母子二人一起當起了“記者”。直到落網,馬琳才后悔莫及:“我錯了,我更不應該給他辦證,都是我害了兒子呀!”

　　對外串通敲詐內部互相敲詐

　　趙桂峰、史興望等人通過花錢或其他方式辦理了三農內參、中國新聞播報社、法制監(jiān)督在線等媒體的證件后,駕車流竄至衡水及周邊縣市,主要尋找有煙囪往外冒煙或者往外排污水的企業(yè)。

　　他們有幾種敲詐方式:一是借力敲詐。一般情況下,犯罪團伙在對企業(yè)拍照后,冒用記者身份或以新聞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撥打12369環(huán)保督察熱線與環(huán)保局等主管部門取得聯(lián)系,并以曝光問題為要挾,一方面向環(huán)保局施壓,另一方面通過環(huán)保局向企業(yè)施壓。企業(yè)迫于環(huán)保局和媒體的雙重壓力,一般都抱著息事寧人的心態(tài)給錢了事。

　　二是串通并多次敲詐。該團伙建立了微信群,號稱“記者聯(lián)盟”,彼此互通線索,對一些資金雄厚、規(guī)模較大的企業(yè),犯罪團伙在敲詐成功并嘗到甜頭后,由骨干人員指使其他人員再次或多次實施敲詐。2016年5月,史興望帶領趙桂峰、杜亞東等人到阜城縣誠信纖維素廠,以該企業(yè)往外排污為由,向該廠敲詐1萬元；次日趙桂峰謊稱上級領導不同意并堅持曝光,又向其敲詐6萬元；2016年10月份,趙桂峰等人指使孫自友、申銘冒用記者身份再次以同樣理由向該廠敲詐8萬元?？偣睬迷p15萬元。

　　三是“移花接木”敲詐。對于沒瑕疵的企業(yè),該團伙就從網絡上找來類似的污染圖片進行“移花接木”,如衡水饒陽縣力潤屠宰場、牧興肉聯(lián)廠的衛(wèi)生條件均已達標,但犯罪團伙仍以該廠存在環(huán)境污染或衛(wèi)生不合格為由相威脅并分別敲詐了2000元。

　　四是團伙內訌導致彼此互相敲詐。因高額經濟利益驅使,團伙內部出現(xiàn)“黑吃黑”情況。如2016年6月份,史興望、張國強因不滿趙桂峰獨吞敲詐贓款,經合謀后,由張國強找人冒充警察身份,以公安局要抓趙桂峰相威脅,從趙桂峰手中敲詐6萬元,事后二人共同分贓。

　　假媒體助推假記者

　　案發(fā)后,辦案民警曾到北京進行調查核實,接觸了四家機構,但發(fā)現(xiàn)相關媒體要么沒有新聞資質,要么把關不嚴胡亂發(fā)證,要么只管收錢疏于監(jiān)管。

　　部分涉案媒體沒有新聞采訪資質。辦案人員在“中國記者網”上查詢中國新聞播報社、法制監(jiān)督在線等涉案媒體,沒有任何信息,據(jù)了解,這些所謂的“媒體”沒有新聞采訪資質,進行新聞報道屬于非法運營。

　　查獲的工作證、記者證、調研員證,在“中國記者網”上查詢不到任何信息。這些證件只是他們從事媒體工作或網站工作的內部工作證件,在其內部網站搜索也能查到,但根本沒有新聞采訪權。

　　部分媒體辦證門檻低,且缺乏有效監(jiān)管。只要交錢就發(fā)放證件,對于拿證人是否有相應的業(yè)務水平、學歷水平、甚至有無違法犯罪前科,發(fā)證單位一概不管。

　　來源：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7-06/82701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