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臺北的大陸游客，對那里的街道名稱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成都路、貴陽路、寧波街、紹興街、哈密街、蘭州街……臺北城猶如一塊精致的布料，幾乎把我們那些熟悉的城市都鑲嵌其間，星羅棋布，璀璨奪目。正因此，作家龍應臺女士將臺北比喻為一張中國地圖。

其實，創(chuàng)造這一歷史景觀的，跟一位名叫鄭定邦的上海建筑師有關(guān)。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將臺灣島奉還國民政府。傷兵可以連夜轉(zhuǎn)移，然而幾十年統(tǒng)治留下的痕跡卻不可能在朝夕之間抹除。日本兵撤退后的臺北街道，依然散發(fā)著濃郁的櫻花氣息。

臺北車站在那時叫“日本驛”，總統(tǒng)府叫“總督府”，圓山飯店叫臺灣神宮。而從總督府通往神宮，有一條筆直的大道，日本人名之曰“御成大道”。

不消說，國民政府接管臺北城，當務之急自然是給道路重新命名。這是一項歷史大工程，路名不僅關(guān)乎群體記憶、文化認同，還包涵了政治意蘊。如各地常見的北京路、復興路、解放路，便是一個個宏偉的歷史羅盤。

國民政府從上海派遣了建筑師鄭定邦前往臺北，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營建局任職。這是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技術(shù)官僚，生前并未留下傳世名作，然而卻是他，將臺北街道引進了時空的縱深處，激起后人的無限遐思和不盡感慨。

 其實，在1945年——即鄭定邦到臺北的前一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公布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發(fā)揚中華民族精神”，是重新命名的最高原則。原則可謂簡潔明了，如何將抽象的“民族精神”具化為一目了然的路標，是擺在鄭定邦面前的一道難題。

 這是一項替后人承擔的、并不輕松的歷史工程。幸運的是，鄭定邦苦思冥想，終于在某一瞬間開悟了，并且十分瀟灑地一氣呵成。

“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臺北街道圖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臺北街道上。”在龍應臺筆下，鄭定邦淡定自若，游刃有余，仿佛一個老練的手術(shù)師，面對黃河青山砰砰跳動的心臟，不驚不慌，一錘定音。

于是乎，假如你今天把臺北地圖攤開，以中山路為縱軸，以忠孝路為橫軸，畫出一個十字坐標，一幅鮮活的中國地圖便神奇地鋪展在眼前——在左下角即西南面，躺著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而東北角則藏著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哈密街自然在西北角，寧波街、紹興路必相鄰不遠。

因此，到臺北旅游，只要你熟悉中國地圖，根據(jù)街名，往往就能判斷方位。在一座古城串街走巷，恍若穿梭于大江南北的名城，腳下是陌生的土地，眼前是熟悉的路標，現(xiàn)實牽系歷史，此岸映照彼岸，多么奇妙的穿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