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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忠的“革命大學”，也為斷裂的歷史續(xù)上了“血脈”。

臺灣在白色恐怖下戒嚴38年，基本上，所有關于日據(jù)時代的社會運動、農(nóng)民運動、文化運動，都已經(jīng)失去真貌，特別是1920年代是全世界左翼運動風起云涌的時代，那些精彩的歷史，幾被清洗一空。甚至只要與社會運動有關的歷史，都從課本、圖書館、出版品、新聞報道、研究主題中，被徹底清除了。

1980年代初，我開始研究日據(jù)時代歷史時，除了日據(jù)下的舊報紙與舊雜志中有斷簡殘篇的文字，幾乎找不到有關社會運動的記載。

臺灣的反共恐共無所不在。即使2000年之后，臺灣史成為顯學，但那只是非關左翼的歷史，一旦與社會主義拉上關系，就變得敏感而噤聲。

2003年，我在制作記錄片《還原“二二八”》的時候，最大的困難即是無法找到真實的故事。唯有陳明忠和林書揚先生，坦率地出面受訪，并協(xié)助安排后來的采訪。他們仿佛是一部活的字典，人性的字典，歷史的鮮活見證。從光復初期到“二二八”，從白色恐怖到黨外運動，他們用生命見證了真實如初、人性如實、溫暖而情義的世界。

因此陳明忠有一個最特別的意義在于：延續(xù)了臺灣被中斷、被抹滅、被消除了的左翼史。有這左半部歷史，臺灣史才算完整起來。

而那一段歷史，與政治宣傳都不同的是，它充滿人性與溫度。像謝雪紅在霧社邀請賽德克族人參加“二二八”反抗軍，霧社鄉(xiāng)長反對時只說，我們“霧社事件”時死了大半，高砂義勇隊又死去大半，現(xiàn)在好不容易有了下一代孩子，就不要再參加了。

這是陳明忠后來去霧社工作，想為地下黨組織賽德克人時，才知道的事。而在地下黨的計劃里，霧社若組織好，北有角板山，南有阿里山，中有霧社，整個中央山脈合為一體，就是臺灣紅色游擊戰(zhàn)的延安。

由于簡吉負責山地委員會，地域遍及桃園角板山、臺中霧社竹山一帶、嘉義阿里山，原住民涉及白色恐怖案件的人數(shù)，就比例上來講，算是非常之高。但了解內(nèi)情的陳明忠說，山地委員會的組織絕對不止此數(shù)，許多人——包括“霧社事件”中花岡二郎的妻子高永清——都曾加入地下黨，但簡吉與農(nóng)組的人都未供出，盡量保護了他們。

若非陳明忠說出來，這么隱秘的歷史亦將淹沒了。這也成為我后來寫作簡吉傳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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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陳明忠入獄，被判刑十年。出獄后，他不改其志，一邊做生意，一邊與黨外人士黃順興、康寧祥、余登發(fā)等人時相往來，出錢出力，贊助黨外運動。1976年，因黃順興女兒黃妮娜赴大陸訪問，見到過楊斯德等中共高干，回臺被逮捕后，被問及她受到誰的影響最深時，供出陳明忠，他二度被捕。

1981年8月8日父親節(jié)，陳明忠家人到綠島探視

這次受盡各種最殘酷的刑求。有人說，刑求逼供有四個階段，能通過第一階段的人很少。到第二階段，就全部供了，連他逼你承認去偷了古井，你也會認。到了第三階段，己經(jīng)無人能擋了。而陳明忠卻通過了第四階段，不僅未供出其他人，也保護了許多黨外人士。

所以刑求他的人問他：“你到底練了什么武功，能抵得住？”陳明忠回答：“決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

這一場大刑求，在他身上烙下各種傷痕。腳部因老虎凳而受傷，背部中樞神經(jīng)受損。后來是在海外保釣運動人士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奔走救援下，才得以免于一死。所以他一生都笑稱自己是“最后一個政治死刑犯”。

陳明忠一生信念未曾改變。出獄后經(jīng)商有成，幫朋友不遺余力。他二度入獄前一天，才把籌辦黨外雜志《夏潮》的經(jīng)費交給陳映真，被捕后，即使被打得死去活來，也未曾供出陳映真和其他黨外朋友。1987年，經(jīng)蔣經(jīng)國秘書馬英九的幫助，他得以保外就醫(yī)。其后數(shù)十年，他參與籌組“夏潮聯(lián)誼會”、“政治受難者互助會”、“中國統(tǒng)一聯(lián)盟”、“勞動黨”等團體。

一九九七年陳明忠夫婦宴邀剛卸任“法務部長”回政治大學任教的馬英九，感謝他當年協(xié)助安排保外就醫(yī)。

2005年2月27日，為了改變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的認知與禁忌，他受邀赴國民黨中央黨部演講，還送給當時黨主席連戰(zhàn)一把象征“和解之鑰”的鑰匙，希望他開啟兩岸和平。這為后來連戰(zhàn)的大陸之行打開先聲。

陳明忠一生帶著理想主義色彩，致力于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志業(yè)，像一個古典的人格者，正直敢為，英雄無畏，為公理說話，為歷史見證。

在深秋時節(jié)，他的辭世，讓人不禁想起這幾年相繼辭世的蘇慶黎、陳映真、王津平等，從某一種意義上來說，那種帶著理想主義的典范人物，正在走入歷史。而新的一代，將要如何從這歷史映照里，看向未來呢？

來源 | 觀察者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