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相約北京”藝術節(jié)在沙灘北街著名的東景緣上演了一場非常特殊的音樂會。這臺音樂會是由北京塞萬提斯學院和西班牙駐華大使館推薦的，一支由西班牙美妙聲調和伊利貝爾合奏團聯(lián)袂組成的巴洛克樂團演奏，音樂會的主題是《西洋“樂瞰”紫禁城》，是為了紀念一位曾經在400年前明代宮廷中頗具影響力，為中西文化交流起到巨大作用，卻在歷史中一直為同在北京的利瑪竇的光芒所掩蓋，并被中國官宦尊稱為“西儒”的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樂瞰”紫禁城，是因為他是第一位把西洋早期的擊弦古鋼琴，帶到中國宮廷并且把中國的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混編在一起成功演奏的人。

　　無邏輯中西樂器配置不可思議

　　選擇東景緣這樣一個由早已廢棄用做工廠再經廢棄，歷經現代建筑設計改造修舊如舊，甚至保留了歷史后期附著上去的時代痕跡的古代寺廟建筑中，實可謂是精心策劃用心良苦。而這支巴洛克古樂團的奇特配置更是讓人驚詫不已：一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架小豎琴、一把巴洛克“標配”的主奏樂器魯特琴和羽管鍵琴，再配上手鼓等簡單的打擊樂器；更加令人驚詫不已的是與小提琴左右對坐的，居然是二胡，而且他更是這場音樂會上的核心。二胡手還是個中國民族樂器的多面手，在他座椅周圍，還擺放著中國竹笛和笙。那位豎琴手也很讓人驚詫，她的面前還有一架古箏，身后的椅子上一把雕刻精美的馬頭琴格外搶眼。在音樂會上，這位豎琴手還是一位巴洛克女高音，同時，她還要穿插著操演古箏……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甚至毫無邏輯關聯(lián)的中西樂器配置起來的巴洛克樂團，處處透露出令人驚奇不可思議的細節(jié)……

　　“轉基因”巴洛克古曲更為有趣

　　“美妙聲調”是西班牙第一支專門研究與詮釋中國古代音樂與中西方音樂史的樂團，擁有二胡、笛子、笙、古箏、馬頭琴、豎琴、豎笛、聲樂。“伊利貝爾合奏團”是一支專注于利用古典樂器詮釋巴洛克音樂的演奏團，擁有羽管鍵琴、巴洛克小提琴、巴洛克低音提琴、打擊樂、魯特琴。他們的演奏曲目極具學術性，這場音樂會的曲目是沿著龐迪我從西班牙到澳門再到北京的路線和站點而精心設計的。開篇是“從托萊多到澳門”，第二篇題目為“北塘會議”，第三篇章則是在北京與萬里皇帝的交流“音樂，宇宙與人類：皇帝的理論”，末篇則是“皇帝的音樂”，以巴洛克樂風的中國古曲《游子吟》作大結局。所涉及的作品大多是從圖書館和博物館中找到的，16世紀到18世紀西班牙以及歐洲其他國家作曲家的作品，其中還有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收藏。這些作品深藏在博物館、圖書館中，如果不是有學者專題性研究，極少有機會重見天日為今天的人們所領略，而“美妙聲調”其實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古譜原封不動地演奏，而是融入了很多21世紀的音樂和研究理念，讓這些400年前帶有東西方“轉基因”意義上的巴洛克古曲又有了更多的趣味性和可聽性，在欣賞之余你也會向歷史發(fā)問……比如《游子吟》就是以昆曲的曲調演唱但已經是帶有濃郁的巴洛克音樂風格和構架，而作為昆曲的“標配”——曲笛恰與巴洛克長笛音色相近，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更加有趣。

　　音樂會結束后，觀眾在東景緣古樸而又極具現代氣息的庭院中，伴著一輪明月，品著紅酒，意興闌珊地談論著龐迪我和這場奇異的音樂會……

　　再發(fā)現：龐迪我與中國

　　早在唐代，中國宮廷樂團就是世界上最國際化的樂團之一。在明末清初，隨著歐洲傳教士的到來，在紫禁城內，響起了獨具特色的異國音樂。某天，中國皇帝要求西班牙傳教士龐迪我演唱他寫的曲調，并與中國宮廷樂師們用中國及歐洲的演奏方式彈奏。這是18世紀初發(fā)生在紫禁城內的真實場景。

　　再現四百年前中西交融宮廷樂

　　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于明代末年來到中國，曾負責教導宮廷樂團使用首臺進入中國的擊弦古鋼琴。在長時間的異國生活中，他充分了解了中國的宮廷音樂，將西洋的演奏方式交給了中國的樂師們，奠定了中西融合的宮廷音樂的演奏方式，并根據皇帝的喜好變換演奏風格。從那時起，紫禁城內便響起了古鋼琴、豎琴、管風琴等西洋樂器的美妙旋律。

　　東景緣的這場《西洋“樂瞰”紫禁城》音樂會，就是在試圖重現龐迪我時代的紫禁城宮廷樂隊中西樂器交融的配置和演奏的音樂作品，再現400年前華麗璀璨的宮廷音樂盛宴。

　　在400年的歷史中，龐迪我的名字一直為利瑪竇的光環(huán)所遮掩，但他對明朝皇帝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利瑪竇，而我們今天在車公莊依然能夠看到的利瑪竇墓地，正是由于龐迪我的爭取而獲得的皇家御賜。不過，這一切都隱藏在利瑪竇墓地的背后。

　　對于龐迪我的再發(fā)現，首先是由我國臺灣學者邢敏1971年在西班牙考察，并發(fā)表文章簡要介紹龐迪我事跡，由此才引起西班牙學術界對龐迪我的關注以及龐迪我家鄉(xiāng)人民對他的懷念。但在那之后，西班牙學術界并未能夠拿出像樣的有關研究成果，以致中國學者張鎧在20余年后寫出的著作《龐迪我與中國》仍堪稱開山之作。

　　百科全書式的全面向西方介紹中國

　　龐迪我1597年來華后，先在澳門逗留至1600年進入中國內地，在南京與利瑪竇會合。翌年初，他們一同來到明朝首都北京，向萬歷皇帝進獻重禮，博得皇帝歡心，獲準居住京師，并有機會出入皇宮。

　　龐迪我由南至北游歷了大半個中國，有機會深入體察中國國情；出入皇宮及與中國士大夫階層的交往，進一步加深了他對中國統(tǒng)治體制的認識。1602年他從北京寫了一封長信給西班牙托萊多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神父，對中國的方位、山川地勢、物產經濟，歷史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禮儀、政治外交、宮廷內幕作了百科全書式的大量介紹，該文獻基本上代表了16世紀和17世紀之交歐洲人對中國最全面最客觀的認識，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視和歡迎。1604年，它的西班牙文本被公開刊印，隨后又被譯成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英文，并多次再版。這在促進歐洲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方面無疑是重要的。

　　為中國繪制最早的世界地圖

　　1610年12月5日北京日食，欽天監(jiān)預測失誤，朝野不滿。朝廷召龐迪我和意大利傳教士熊三拔參與修訂中國歷法期間，龐迪我花大量精力測量了廣州至北京各主要城市的緯度，同時，他們還應徐光啟之邀共同增訂《幾何原本》。

　　1612年，龐迪我、熊三拔遵萬歷皇帝旨繪制《萬國地海全圖》，隨后，龐迪我又寫了一部世界地理概述，該文稿后經艾儒略整理，于天啟三年（1623年）刊刻面世，即第一部漢語現代地理學專著《職方外紀》，被收入《四庫全書》。

　　1614年，龐迪我著《七克》，徐光啟為之潤色被一再刊刻并“收入四庫”，龐迪我因此而在明朝士大夫中被尊稱為“龐子”。清代孫柳庭到1693年還在《輿地隅說》中寫道：“泰西之人數萬里來賓，其文亦溫文典雅，誠樸不欺，自號‘西儒’，以《七克》為教，似無異乎孔門所謂克己復禮者也。”可見龐迪我在當初影響之廣。

　　北京晨報首席記者 李澄 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