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網(wǎng)11月12日訊，太和十八年﹙494年﹚，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元宏，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區(qū)，緩和鮮卑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毅然決定把首都從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遷到了洛陽，同時還實施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孝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們崇信佛教，他們首先選擇了龍門山作為開窟造像的佛教勝地。從此以后，歷經(jīng)北齊﹑隋﹑唐﹑宋等朝代的不斷開鑿，共造就了兩千多所洞窟與佛龕，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萬多尊，還有兩千八百多塊古代的碑刻作品，是中國的祖先們留給全人類的一筆寶貴而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

　　【圖】賓陽洞

　　一窟一天下：北魏造像折射出的北魏風情

　　龍門的北魏石窟，有賓陽洞、蓮花洞、古陽洞等八個較大的窟和另外四個小窟。北魏時期的洞窟形制，前段主要是繼承云岡石窟中曇曜五窟的馬蹄形平面﹑穹窿頂?shù)牟輳]形式，如古陽洞﹑賓陽洞﹑蓮花洞﹑火燒洞等。后段則是一種方形平面，穹窿頂﹙雕出大蓮花﹚﹑后壁鑿高壇，壇上置主像，在左右壁開鑿大龕的形式，如普泰洞﹑魏字洞﹑皇甫公窟等。后一種似乎已成為龍門石窟北魏末期的獨特形制。

　　這一時期的造像，多為面容削瘦的“秀骨清像”.佛多著褒衣博帶式服裝，衣褶層迭稠密，衣裙垂蔽方臺座，或束腰須彌座。菩薩所披的帔帛交叉下垂，大裙下擺兩角尖長。飛天動作瀟灑，多呈跪姿，手捧果盤或持各種樂器，長裙及帔帛飄向身后，端部多呈尖狀。這清麗灑脫的造像風格，更多地得益于孝文帝漢化改革后被推崇的南朝文化。

　　孝文帝即位后，進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并遷都洛陽，以南朝為榜樣，制定禮樂制度，大力吸收南朝文化。當時的南朝，族和文人雅士在政治﹑經(jīng)濟和上層社會中享有優(yōu)越的地位。那種瀟灑不群﹑超然自得，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魏晉風度，已成為當時流行的風尚。內(nèi)在的思辨風神和精神狀態(tài)，受到了人們的尊敬和頂禮。這種風尚在繪畫和雕刻領(lǐng)域里的表現(xiàn)，則是講求“以形寫神”和“氣韻生動”.

　　“秀骨清像”的造型風格，起始于東晉時期的顧愷之﹑戴逵，形成于南朝劉宋時期的陸探微。顧愷之的作品留傳至今的有摩本《女史箴圖》﹑《洛神賦圖》等。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到“秀骨清像”的畫風和“褒衣博帶”的衣冠服飾。南朝劉宋時陸探微深受顧愷之畫法的影響。唐張懷環(huán)評論他的人物畫是以“秀骨清相，似覺生動，令人懔懔，若對神明”﹙《歷代名畫記》﹚為特征。這種秀骨清像的藝術(shù)特色即成為當時所尊崇的風尚，并影響于后代。

　　【圖】古陽洞

　　龍門石窟掀起的造像熱：貴族們的行為藝術(shù)

　　龍門石窟古陽洞四壁布滿佛龕，充分代表了北魏末期貴族社會中崇尚佛教的風氣。古陽洞北壁上方有丘穆陵亮夫人為自己已死的兒子造像的銘記，是太和十九年（公元四九五年），這只是高級貴族的私人活動。丘穆陵亮是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及遷都洛陽之舉的有力的助手。自丘穆陵亮夫人開始鑿造一龕以后，比丘慧成發(fā)動之下修成了全洞，并為自己死去的父親修建一龕。于是，古陽洞就成為北魏高級貴族們發(fā)愿造像最集中的一個洞窟。他們在所修造佛龕旁，鑿刻上“造像銘”,記錄了自己的姓名、年月，及造像的動機。

　　從造像銘中可見，在古陽洞發(fā)愿造像的北魏高級貴族，有北海王元祥（孝文帝的兄弟）及其母高氏，齊郡王元佑（文成帝的孫子，孝文帝的堂兄），廣川王元略的妃子高氏（孝文帝的從叔母），安定王元燮（他的父親元休是太武帝的孫子，是孝文帝的親信），以及元洪略、楊大眼等人。也有很多佛龕是一般的貴族官吏等發(fā)愿修建的。

　　北魏后期，開窟造像的風氣風行于貴族中間，各地也都出現(xiàn)石窟。遼寧義縣萬佛峽（在縣城西北九公里，大凌河北岸，共十一窟）是太和二十三年（公元四九九年）營州刺史元景所創(chuàng)建，大約是在公元五○○一五二○年前后完成的；河南鞏縣石窟寺（在城西北三·五公里，洛水之濱，邙山之陽）共有五窟。修建時期大約在公元五○○一五三○年之間……此外還有數(shù)不勝數(shù)的大小石窟，因了貴族們的愿景，在中華大地上熠熠生輝。

　　【圖】蓮花洞

　　無心插柳柳成蔭永遠的藝術(shù)瑰寶

　　藝術(shù)，尤其是貴族化了的藝術(shù)，永遠和政治相伴相生。就像龍門石窟之于北魏的最本初的意義，不過是為宣傳特定時代的宗教思想服務(wù)的。但也正因為這最本初的意義，使得龍門石窟“無心插柳柳成蔭”,成就了其在中國雕刻、繪畫、書法史上無法取代的地位。

　　龍門北魏石窟是公元五○○一五四○年間雕塑藝術(shù)最集中的地方。這些造像具有自己的地方性，也表現(xiàn)出一般的時代風格和藝術(shù)水平，如賓陽洞的佛像和菩薩像的厚重，古陽洞的菩薩立像的優(yōu)美，壁龕中佛像的清秀，賓陽洞供養(yǎng)人行列浮雕的構(gòu)圖的緊湊，蓮花洞的拱門火焰和窟頂?shù)纳徎ǎ约肮抨柖吹母鞣N龕楣裝飾，也表現(xiàn)出建筑與雕塑表達統(tǒng)一的主題的設(shè)計意圖。這些都為后世對中國雕刻藝術(shù)的發(fā)揚光大提供了完美的樣本。

　　賓陽中洞前壁的浮雕，是了解當時繪畫藝術(shù)水平的重要參考品，可以了解繪畫藝術(shù)的構(gòu)圖和線條的表現(xiàn)力，以及裝飾性的設(shè)計。維摩文殊，作為南北朝流行的藝術(shù)題材，龍門石刻和云岡石刻一樣，時常在一些佛龕的上部或有空隙處加以表現(xiàn)，而賓陽洞的浮雕幅面較大也最完整。維摩潔的形象以現(xiàn)實生活中人物為依據(jù)描繪的。須達那本生及薩埵那本生，在敦煌壁畫中很多，在內(nèi)地卻不是十分流行的。賓陽洞的浮雕是用獨幅的畫面加以表現(xiàn)的，不是敦煌壁畫的連續(xù)性的形式。僅此一窟，就如同一部繪畫史，承接了當時中國的繪畫脈絡(luò)。讓身處其間的游人產(chǎn)生穿越歷史畫卷的感覺。

　　此外，書法界的神作之一“龍門二十品”也是借了貴族們的“行為藝術(shù)”而誕生的。北魏貴族們當時紛紛依托古陽洞發(fā)愿造像，為了記錄自己的姓名、年月，及造像的動機，在佛龕旁鑿刻了各式的“造像銘”.這些鑿刻的字跡，是研究北魏書法藝術(shù)的最好的標本。于是被收集編制成“龍門二十品”,成就了書法界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