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論語》記載，孔子很少言及“利”的問題，偶或有之，也常常與“義”對舉。例如為人們所熟知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等。在他的影響下，后世儒家將義利之辨看作一個重要問題，重義輕利成為儒家思想的基本傾向。然而，通過歷史考察與學理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義”與“利”的對立并非必然的、絕對的。義利之辨的形成與早期儒家學說的思想語境有著密切關系。
《左傳·隱公三年》載，衛(wèi)國大夫石碏諫衛(wèi)莊公不要過分寵愛公子州吁，提到所謂“六逆”和“六順”：“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這件事發(fā)生在公元前720年，時為春秋早期。“六順”應是西周至春秋時代貴族階層公認的行為準則。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從語義層面看，相較于“六逆”而言，“六順”所規(guī)定的是一般性原則，其所倡導的觀念已經(jīng)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第二，在“六順”的原則中，君主也是規(guī)則約束的對象。那么，什么是“君義”呢？楊伯峻先生引《管子·五輔》篇中的“八禮”來說明“六順”中揭示的人際關系準則，其中講到“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梢姡?ldquo;中正而無私”至少是君主之“義”的一個重要方面。
春秋時代，“義”的觀念在演變過程中進一步抽象化，并開始和“利”并舉?！秶Z·晉語一》載，晉獻公想要廢太子申生而立驪姬所生的奚齊，大夫荀息、丕鄭和里克三人在一起商量對策。荀息主張“君立臣從”，而丕鄭則認為：“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劉澤華先生對丕鄭的論點進行了分析：“第一，君與義的關系。丕鄭認為‘君’與‘義’是兩回事。君不等于義，義高于君，君與義發(fā)生矛盾，從義不從君；第二，義和利的關系，義在于生利；第三，利與民的關系，利在于豐民；第四，民與君的關系，民之所以需要有君，是為了治義?？傊x高于君。”劉先生的闡釋全面而深刻，但其中說“‘君’與‘義’是兩回事”，似欠妥。在丕鄭這段話中，“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中的“其”，顯然指代的是“君”。只不過，這里的“義”，已經(jīng)不局限于君主個人品質德行方面的要求，而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同國計民生之“利”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簡言之，“義”不是一種私德，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判斷標準。從《左傳》和《國語》中國君無禮、失德、出奔甚至被弒等事件的記載和評論來看，“義”是對君主的德行和為政的規(guī)范，它要求君主在行使權力的時候，不能突破禮法的限制。如果君主不能做到“義”，則有可能受到相應的懲罰。
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義”由對君主品行的要求，演變?yōu)榫拥牡赖乱?guī)范和行為法則。與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門人在使用“義”這一概念時，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強調“義”對于個人道德行為的重要性。這里的個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階層中的個體。如“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能夠“行禮”的，當然是貴族；又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在春秋時代能夠“為亂”的最低也得是家臣，至于平民就只能“為盜”了。第二，在君臣關系層面，突出臣下這一方面的“義”。這并不是說，孔子把君臣關系看作一方對另一方的單向的、絕對的服從。因為孔子明確講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如果將君主看作貴族階層的一個成員，則君主也要講“義”，所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禮”為君主之“義”；“事君以忠”為臣下之“義”。只不過，孔子從個體的內省精神出發(fā)，更多地強調作為臣下的君子，應該盡自己能力“事君盡禮”“務民之義”。在這個意義上，“忠”和“義”就統(tǒng)一起來。到了后世，臣下之“義”完全被單向的、絕對的“忠”所取代。第三，從現(xiàn)代哲學的角度看，作為抽象的價值標準，《論語》中的“義”雖然也具有“公正”等含義，但在多數(shù)情況下，卻只有形式意義而無內在規(guī)定性。例如，“君子義以為上”，就是君子應該讓自己的行為具有正當性，否則其他的好品質都將失去依據(jù)。但什么是“正當性”，在不同語境、不同條件下，具體答案和標準又是不一樣的。正如韋政通先生所說，“義雖是修己治人的準則，但不是具體行為規(guī)范”，“義就像道德套子，本身是空的。宜于此也可以宜于彼，完全要看實際情況來取舍定奪。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處理得當?shù)?，都可以叫作義”。
盡管在孔子之前，義利關系問題已經(jīng)進入人們的視野，但到了孔子那里，義利才真正對舉而言，并且具有了對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過于《論語·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重義而輕利是孔子價值觀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義”與“利”對立的背后是“君子”與“小人”的區(qū)別。如前所論，在涉及“義”的問題時，君子和小人多指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君子“知書達理”，因而可以“喻于義”；小人見識短淺，自然只能“喻于利”。后世儒家雖然明知君子和小人的區(qū)別，有稱德和稱位兩種方式，但常常本能地擇取其中的道德含義。第二，孔子的義利之辨，主要從個人的道德行為著眼，主張個人在面臨選擇之時，應舍利取義。這里的“利”，主要是私利。而在政治層面，孔子并不反對“利”?！墩撜Z·堯曰》載，子張問孔子“何如斯可以從政”，孔子說“尊五美，屏四惡”。其中，“五美”的第一條就是“惠而不費”，也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很顯然，孔子在此處所說的“利”，主要指公利而言。
由于在《論語》中，孔子并沒有明確區(qū)分公利與私利，因而給后人的直觀印象就是孔子反對言利。這導致許多孔門后學在政治思想層面將“義”與“利”嚴格地對立起來，例如《孟子》開篇就講義利之辨，所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所以，孔子在面對具體施政問題時，首先重視的是社會的物質基礎，然后才是禮樂教化。“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段記述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恰可以參照?？鬃铀^的“富”，不過是“治民之產(chǎn)”而已。他更關心社會財富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論語·季氏》中所說的“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貧）而患不均，不患貧（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孔子這段話討論的正是“義”的問題，但也表明，在政治層面討論“義”，無論如何是不能離開“利”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復周禮，而實現(xiàn)的途徑則在于“克己”，也就是希望君子賢能通過修身律己而獲得政治感召力，進而引導社會建立良好的秩序。因此，孔子的義利之辨首先著眼于君子對私利的克服。這種主張具有高度的理想性?？鬃右簧灶嵟婵部溃c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追求和處事原則密切相關。然而，后世理學家由此發(fā)展出一種普遍性的認識，即把大多數(shù)政治和社會問題歸結為人心問題，似乎人心端正了，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顯然是嚴重脫離實際的。由此可見，我們在弘揚儒家重義輕利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同時，還必須注意并克服其與現(xiàn)實脫節(jié)的負面因素，進而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