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稱為“川藞子”，也即說四川人粗野放誕，不遵禮法，是一些好亂易動的奸惡刁民。因為宋太祖剛剛統(tǒng)一四川就發(fā)生后蜀降兵大起義；太宗末年又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王小波、李順起義；真宗初年又發(fā)生震動一時的王均兵變，短短30年間變亂頻生，使得宋朝當權(quán)者對四川頗為反感?？梢?，蜀地被塑造成一個危亂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習慣性。

宋太祖 資料圖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6年01月23日第B04版，作者：賴晨，原題：古代“偏見地圖”（本文是節(jié)選）

宋代以科舉取士構(gòu)建官僚集團，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為書香之地，在科舉上優(yōu)勢突顯，成績斐然。這引起身居權(quán)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為維護既得利益，從政治上加以打壓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詔書知會御史臺要求審查全國官員的籍貫，嚴禁南方人在本道擔任知州、通判以及轉(zhuǎn)運使等官職。宋代前期的執(zhí)政集團一貫看不起南方人，他們編造了一個太祖曾定下不準南人為相的祖宗舊制，到真宗朝，名相寇準（陜西渭南人）和王旦（山東莘縣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對南人蔑視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準仍稱南方人為下國人。

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壓制，在真宗朝終于通過努力進人權(quán)力中樞，并一度權(quán)傾天下。然而，其中部分人先是采取附會宋真宗天書封禪的方式來奉迎皇帝的造神運動以取得權(quán)力，之后又勾結(jié)劉皇后搶班奪權(quán)，于是南人又被輿論定格為有才無德的小人。在這些“小人”之中，官職最低的福建人林特雖然“少穎悟”，但是“天性邪險”，成為輿論所言的典型的有才無德型人物。此后，掌握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quán)的北方士大夫就盡量在宣傳上把福建人等同于小人，于是福建官員自然就等于奸臣，從而可以輕松地以人品為由，將福建士大夫排擠出朝廷的權(quán)力中心之外，這一過程在神宗年間達到頂峰。

在明神宗年間的變法與不變法之爭中，福建新進士人借參與變法大量涌入權(quán)力中心，呂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確(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繼成為變法派的骨干，而反變法勢力雖然一度失勢于權(quán)力中心，但他們憑借把持政治話語權(quán)的地位，極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復(fù)無常的小人的輿論，“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為在政治上反復(fù)無常的小人的代名詞，由邵伯溫建構(gòu)起來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寫此三字以泄憤的故事被同道廣為傳布，幾至家喻戶曉，竟使得“中州人每為閩人所窘”，便“目為福建子”以泄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當權(quán)者貼上“福建子”的標簽，就意味著其政治生命的終結(jié)。宋徽宗時甚至出現(xiàn)“移鄉(xiāng)福建子”的新綽號，四川人任伯雨曾彈劾山東密州人趙挺之“觀望險詐，號為移鄉(xiāng)福建子”。南宋時主張持重的福建興化軍人、參知政事龔茂良在罷政前夕上表言恢復(fù)，宋孝宗見后竟氣惱地說：“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不久龔遂被貶英州（今廣東英德），卒死于所?？梢姡?jīng)過北宋的努力，到了南宋，閩人與奸臣之間的關(guān)系就定型了，孝宗的氣話正是對這一政治氛圍的真情流露。

“福建子”的輿論在當時已深入人心，連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閩人權(quán)貴面前表現(xiàn)出對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呂惠卿知延州（今陜西延安）時曾將孫女許以一新科進士，該進士竟跑到開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辦理悔婚，并對蔡說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與福建子相交”。盡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閩人邊緣化并未能阻止閩人進入政治權(quán)力中心，但是在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上他們幾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傳》的北宋部分就幾乎成了福建人的專版，《奸臣傳》總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這似乎證明了“福建子”的確不該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準除了討厭福建人，也討厭江西人，他支持楊億打壓江西新余人王欽若。在寇準的默許下，楊億與他的同事們編了一場戲捉弄王欽若。演戲的舞臺在辦公室，劇情是：一人扮作王欽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親，撲在他身上號啕大哭。王欽若知道后氣得發(fā)瘋，咬牙切齒地說要進行報復(fù)。有一次，寇準主持科考，江西的蕭貫高居榜首，寇準以他出身“江南下國”為由，硬是把他的狀元拿掉，將山東平度的蔡齊推為第一，還逢人便講：“又為中原奪得了一個狀元。”江西臨川人晏殊是個神童，深得宋真宗趙恒的賞識，14歲那年，皇帝要賜他為進士出身，寇準表示反對，理由是他為南方江西人。皇帝不滿，反駁說：“朝廷選拔人，唯才是舉，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講北方人還是南方人！唐朝的張九齡不也是南方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