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網(wǎng)3月27日訊（海峽導(dǎo)報記者 崔曉旭/文 沈威/圖）作家馬伯庸，最近有點火。
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還在熱播，新書《長安的荔枝》上架暢銷。
昨天下午，馬伯庸亮相外圖廈門書城“馬伯庸《長安的荔枝》廈門讀者見面暨簽售會”，與讀者分享“一騎紅塵妃子笑”背后的故事。見面會現(xiàn)場，座無虛席，讀者都親切地稱他“親王”。的確親和，無論是回答提問還是與讀者交流，馬伯庸都顯示出如在微博上那樣風趣、睿智。
廈門印象既古老又年輕想在鼓浪嶼老宅子寫作
馬伯庸，是個筆名，聽起來卻讓人覺得是個“老頭”。其實他才剛過不惑之年，思維活躍，在微博上與網(wǎng)友的互動，言談風趣、妙語連珠。
更為有趣的是，他的作品經(jīng)常帶來現(xiàn)象級的效果，這種效果不局限于文學(xué)界，還涉及影視、旅游、地方文創(chuàng)等。2019年，他的小說《長安十二時辰》被改編成同名劇集播出，劇中長安城煙火氣十足，水盆羊肉、火晶柿子等美食也帶火了西安旅游；《風起洛陽》中，觀眾跟隨王一博飾演的百里弘毅品鑒了洛陽城的美食，冷泉黑魚、冰酪、羊湯、洛陽水席等因他的作品成功出圈。
對于馬伯庸來說，要想寫出一個城市的煙火氣，實地調(diào)研是必須的。“沒有站過古人站過的地方，是想象不出故事生長的。”馬伯庸每到一個地方，喜歡去逛博物館、圖書館、名勝古跡，積累大量史料，了解當?shù)氐娘L土人情。“我還有一個習慣，到了地方，手機打開導(dǎo)航，看一下附近的地名。有些地名很有意思，我就會去探究背后的故事。”
對于廈門，他來過幾次，也比較熟悉。“我想最適合我寫作的地方是鼓浪嶼上的老宅子，那里天天都有游客走來走去，很有生活氣息。”
在馬伯庸眼里，廈門這座城市的氣質(zhì)既古老又年輕。“如果寫廈門，我會寫廈門的一位古人蘇頌，他既是當官的，又是一位科學(xué)家。至于題材嘛，會以經(jīng)商或海商為主題，與泉州結(jié)合起來一起寫。”
高產(chǎn)作家 幾乎一年一本，11天寫就《長安的荔枝》
馬伯庸是一位高產(chǎn)作家，幾乎一年一本，且本本暢銷。2022年，他連續(xù)出版兩部小說《大醫(yī)》和《長安的荔枝》，前者聚焦清末民初的醫(yī)療與公共衛(wèi)生事件，后者書寫唐代小吏運送荔枝的故事。《長安的荔枝》沿襲他一貫的寫作風格，在真實歷史的大背景下，講述了唐朝的一個小吏司農(nóng)寺上林署令李善德，如何在官場和職場中掙扎求生，從嶺南運送新鮮荔枝到長安為貴妃祝壽這個“不可能任務(wù)”的故事。
荔枝怎么送的？走水路還是旱路？運送過程中的馬匹怎樣調(diào)度？史書中對于將荔枝獻于楊貴妃的細節(jié)記錄寥寥無幾，這也是馬伯庸最為關(guān)心的：“人們在談?wù)?lsquo;一騎紅塵妃子笑’時，大都關(guān)注‘妃子笑’，卻很少有人關(guān)注‘一騎’。那個時代，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沒有先進的保鮮技術(shù)，負責運荔枝的‘快遞小哥’要保證新鮮得付出多大努力？”
唐朝小吏李善德用11天將荔枝從嶺南運到長安，馬伯庸的寫作也僅用了11天，一氣呵成寫完七萬多字的小說。書出版了四五個月，賣了近70萬冊，這是馬伯庸沒有想到的。“我自己曾經(jīng)也是個‘社畜’（網(wǎng)絡(luò)流行語，多用于上班族的自嘲），每天朝九晚五，《長安的荔枝》寫的是一個運荔枝的‘社畜’。后來我發(fā)現(xiàn)，可能不是我書寫得好，是這個社會‘社畜’太多了，大家找到了共鳴，原來古代社會也一樣有‘社畜’。”
“半路出家”他將自己的小說定義成“事務(wù)型小說”
馬伯庸大學(xué)讀的是商科，并非學(xué)文出身，也曾是個打工人，白天在外企上班，業(yè)余時間瘋狂寫作。直到2015年，他的暢銷書版稅收入遠超上班賺的錢，才辭掉工作，全職寫作。
前前后后寫了25年，創(chuàng)作了90余部長、中、短篇作品，先后獲得了人民文學(xué)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等。“對于創(chuàng)作，沒有拖延癥，也不感到疲憊，寫作是我的工作，但更是我的興趣。”如今的馬伯庸，依舊保持每天產(chǎn)出4000字、每年寫完一本書的勤勉。
他腦洞極大，而且內(nèi)容有趣，他將自己的小說定義成“事務(wù)型小說”，把主人翁要辦成一件事的過程寫得足夠詳細。
比如，漢武帝雄才大略，幾十萬漢軍精騎出塞，世人只道漢武帝氣吞萬里如虎，但馬伯庸會忍不住想，要支持那么大規(guī)模的軍隊調(diào)動，負責后勤的基層官吏會忙成什么樣？“如果以基層辦事員的角度來審視史書上的每一件事，你會發(fā)現(xiàn)，上頭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忙活半天。有大量瑣碎的事務(wù)要處理，光是模擬想象一下，頭發(fā)都會掉一把。一將功成萬骨枯，很多時候往往一事無成，也是萬頭皆禿。”馬伯庸說。
鐘情“小人物”關(guān)注底層人物，讓他們不被歷史遺忘
不同于其他歷史題材的小說，馬伯庸最為人所知和稱道的，是核心主角是隱藏在歷史褶皺中的小人物。當看到歷史大事件時，首先想的是這活誰干的？
在《風起隴西》里，他寫不被亂世聚焦的陳恭、荀詡等人，在蜀漢和曹魏的秘密情報線上“暗戰(zhàn)”；在《長安十二時辰》里，他寫沒能在史書上留下痕跡的死囚張小敬，化解突厥狼衛(wèi)企圖摧毀長安的危機；在《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他寫一個癡迷于數(shù)字的“算呆子”，勾出隱藏在大明歷史中的絲絹賦稅案；到了《長安的荔枝》，他又寫一個不起眼的長安小吏……馬伯庸總是在真實歷史背景下加入懸疑、推理等元素，講述史書背后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
為什么會對“小人物”情有獨鐘？馬伯庸直言：“小人物有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有他們的抗爭和訴求，但史書上記載他們的東西太少，容易被人遺忘。希望通過我的筆，讓他們從某種意義上復(fù)活。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很強烈的、堅定的史觀——所有的歷史都是由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大時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起來的，千千萬萬個他們產(chǎn)生了同一個訴求，這訴求就形成了歷史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