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美國近期對中國的敵意不斷增加，焦慮感日益上升。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近100年來，美國成功地在全球推行以自身為范本的“美式民主”，塑造有利于美國的世界秩序，但這條道路并未被中國所采納。中國結合自身文化和政治制度傳統(tǒng)，走出了一條有別于美國的道路，并在實踐中，尤其是在今年以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證明了這條道路的正確合理性。

　　上世紀80年代末柏林墻倒塌后，著名日裔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撰寫了大量文章，研究西方，尤其是美國自由主義的“勝利”，并提出了“歷史的終結”一說。

　　然而，30年過去，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名為《大流行病與政治秩序：國家不可或缺》的文章，批判美國在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過程中“笨手笨腳，表現很差，導致國家聲譽大幅下滑”。在《大西洋月刊》的另一篇相關文章中，他總結道：“美國日益深化的部落主義幾乎讓人看不到樂觀的理由。” 制度之爭

　　福山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今天的美國是否還能挑起重任？但最終，他依然以自己一貫的觀點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強調：當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暴發(fā)時，恰逢“美國現代史上最無能、最分裂的領導人”執(zhí)掌大權，這是美國遭遇的唯一不幸。也就是說，由于領導人出了問題，導致美國遭遇了一場非同尋常的、被放大的災禍，進而引發(fā)了最近一系列政治災難——并不是美國的制度出了問題。

　　福山一語中的地指出，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出色的國家有以下三大特征：機構高效運轉、政府可信度高、領導力強——顯然，這三大特征中國全都具備，他只是不愿明說罷了。

　　哈佛大學艾什中心近期發(fā)布的一項長期研究結果顯示，從2003年至2016年，中國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幾乎在各個指標上均有明顯上升，對中央政府的滿意度超過90%。而美國的時事評論家們是怎樣看待這個現象的呢？他們通常是顧左右而言他，先是關注美國整體下滑的趨勢，然后扯到特朗普相關的新聞動態(tài)，最后，妖魔化中國永遠是最激烈的評論中的“保留節(jié)目”。

　　這說明一個問題：美國對于自身狀況和未來前景顯然比以往更加焦慮和不確定。美國曾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和2001年“9·11”事件之后受到了極大的沖擊，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才重新恢復穩(wěn)定。然而這一次，美國人發(fā)現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訴諸武力回應的焦慮來源。不祥的預感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一次它的來源更為廣泛，有些顯然是內在的。

　　“特朗普時代”究竟是暫時偏離了美國的常態(tài)，還是將成為未來美國的“新常態(tài)”？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美國當前最根本的憂慮何在。疫情期間美國應對不力，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但在這背后，反映出美國在更為關鍵的政治適應性挑戰(zhàn)中無能為力。

　　作為世界上的頭號超級大國，美國在過去100年里，不論遇到來自哪個國家的挑戰(zhàn)，幾乎總能通過重塑地緣政治框架予以應對。在美國自由福音派看來，“讓世界恢復正常”是自己的使命，而這種地緣政治框架的重塑，無論是依賴于軍事、經濟對抗還是政治游說，都是在踐行這一使命。

　　這一過程的核心是以自由、民主的美國為范本，將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政治模式推廣到世界各地，而這種模式恰好特別符合美國私營企業(yè)(通常是大企業(yè))的商業(yè)利益。因此不難看出，美國所謂的“普世”政治智慧，本質上不過是有利可圖的生意罷了。

　　過去10年，中國的不斷崛起令美國愈發(fā)緊張，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屢試不爽的以自身形象為范本塑造世界秩序的模式并未被中國所采納。

　　美國擁有極其豐富的經濟和智力資源，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美國本應做好準備，在同中國展開積極競爭和磋商的同時，與中國共同發(fā)展。然而現實卻是，美國被情緒沖昏頭腦，“受害者心態(tài)”爆棚，將自己的錯誤遷怒于他人，于是就有了今天針對中國的全面對抗政策。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 (Jeffrey Sachs) 最近將這種政策傾向定性為“美國對中國的邪惡十字軍東征”。在和平時期，如此明顯的地緣政治動蕩還真不多見。

　　需要明確的是，中國仍然面臨許多巨大挑戰(zhàn)，還有許多基礎性工作要做。但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發(fā)展道路，這條道路根植于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沃土之中，與美國所期望的政治框架有效兼容，但又迥然不同。與歷史上任何國家相比，中國在更短的時間內令更多的人實現脫貧，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即使不考慮當下美國政治體制如何失靈，單是以上事實也無異于給了美式“普世”政治智慧一記響亮的耳光。

　　許多人與福山一樣，對美國自由主義治理體系的核心價值深信不疑，同時對所謂的“威權主義”充滿刻板印象，視之為洪水猛獸，時刻保持警惕。但我卻對此持懷疑態(tài)度。“特朗普時代”并不是“常態(tài)”之外的一個特例，而是體制的必然結果。這個體制影響力巨大，曾經也帶來過很多好處，然而，由于其自身存在深層次的內部矛盾，這一體制帶來分裂和破壞性的結果也就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