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日美貿易戰(zhàn)期間，兩名美國人砸爛日本車以表達不滿。（圖源：產經新聞）

自2018年3月以來，美國單方面挑起中美經貿摩擦，中國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來捍衛(wèi)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對美方反復的出爾反爾、極限施壓，中方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反制措施。這既反映出美方的種種舉措對中國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又表明了中國完全有能力奉陪到底的意志和決心。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上出現(xiàn)了一些“恐美”言論，認為中國不應與美國對抗，反而應盡可能滿足美方要求，換取美方的“豁免”。這樣的言論雖然只是小眾范圍的，成不了大氣候，但卻反映出了一些人極度不自信、對中美經貿摩擦的嚴重錯誤認知。

這些人不妨想一想：中國如果委曲求全、妥協(xié)退讓的話，就真能換來美國的“豁免”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回顧發(fā)生于20世紀60至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zhàn)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的一再退讓，換來的只是美國的變本加厲，最終致使自身經濟崩盤。

1955年，日本與美國在紡織品領域首次出現(xiàn)貿易摩擦，但并未引起太多的關注。此后，日本從1960年代開始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當1968年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增多。盡管日本商品在這一時期大量銷往美國，但并沒有對美國構成明顯的威脅，所以美國彼時對日本相對“溫和”。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美之間的經貿摩擦開始蔓延到鋼鐵、家電、汽車以及半導體等領域，由此導致美國加強了對日本的打壓。以汽車為例，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發(fā)生之后，由于日本汽車省油、小型、耐用，所以深受美國消費者的青睞。根據日本汽車工業(yè)協(xié)會的統(tǒng)計數據，1975年日本對美出口的汽車不足100萬輛，此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到1985年增加至將近350萬輛。越來越多的美國消費者選擇日本汽車本無可厚非，但美國政府確認為這嚴重威脅了美國汽車工業(yè)的發(fā)展，于是發(fā)動了“301條款”，對豐田等日本汽車加征高額關稅。

面對美國的打壓，日本沒有進行任何反抗，反而主動配合美國。比如，日本政府要求汽車企業(yè)自主限制對美出口、鼓勵日本汽車企業(yè)在美國投資建廠、鼓勵國民購買美國汽車等。日本的妥協(xié)做法是為了盡早“息事”，但不代表就能獲得美國的“豁免”，反而令美國更加肆無忌憚，增加了在半導體、鋼鐵等領域對日本進行打壓的“底氣”。特別是1985年，日本迫于美國的壓力，最終簽署了“廣場協(xié)定”，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這也為此后日本經濟崩盤，深陷“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筆。

時至今日，很多國內外學者大多從經濟結構、日美關系等角度來分析日美貿易戰(zhàn)，但卻忽視了當時日本社會從上到下潛在的“恐美”心理。

一方面，戰(zhàn)后日美同盟關系的不平衡導致日本政府高層始終“恐美”。1951年，日美兩國政府代表在舊金山簽署《日美安保條約》，由此開啟了戰(zhàn)后至今的日美同盟關系，但日美同盟始終是不平衡的。日美經貿摩擦從開始到結束，一直處于冷戰(zhàn)時期。在這一時期，日本的自衛(wèi)能力遠不如今天，亟需美國提供的保護。因此，日本寧可犧牲經濟利益，也要維護好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系，唯恐美國將其“拋棄”。與此同時，戰(zhàn)后美國在日本政界、經濟界、知識界扶植了大量“親美”人士，而這也就意味著日本政府的政策制訂很難不受到左右。

另一方面，二戰(zhàn)戰(zhàn)敗經歷令日本人一直有“恐美”記憶。1945年，美國投下的兩枚原子彈在加速二戰(zhàn)結束進程的同時，也讓日本人感受到了與美國之間的差距，這或許是戰(zhàn)后日本人“恐美”的起源。戰(zhàn)后，伴隨著日本經濟的發(fā)展，日本人確實希望與美國人一爭高下，但似乎又不希望激怒美國人，不希望再次發(fā)生日美戰(zhàn)爭。這或許正是日本民眾能夠容忍政府對美妥協(xié)退讓的原因。

而且更讓人無法忽視的是，20世紀60年至80年代的日美經貿摩擦雖然最終以日本的妥協(xié)退讓而結束，但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并沒有因此戛然而止，至今依然持續(xù)。日美兩國政府于8月26日就經貿談判達成了原則性的共識，被迫購買美國武器、戰(zhàn)斗機的日本還得繼續(xù)買美國賣不出去的玉米，而特朗普總統(tǒng)在日本人最在意的汽車關稅問題上依然沒有松口。

保全國家，從來都是通過斗爭贏得的，“委屈”并不能“求全”。日本的教訓已經足夠給人以警醒：當嚴峻形勢和斗爭任務擺在面前時,骨頭軟了沒有任何退路。敢于出擊,敢戰(zhàn)能勝，才是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之道。（海外網評論員 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