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自山東省濟南市的兩名小學生發(fā)現(xiàn)一名老人騎電瓶車倒地，頭部開放性傷口出血，二人分工協(xié)作扶人扶車，直到救護車和警察到達才離開。

　　這兩名小學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路遇老人摔倒扶不扶”，受到廣泛贊譽。與此同時，持續(xù)觀望不敢靠近的周邊群眾，被網友吐槽。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不敢救助”的原因，既有集體行動困境，又有怕卷入糾紛的后顧之憂。因此，科學、規(guī)范、高效的見義勇為全國統(tǒng)一認定制度以及權威、規(guī)范的見義勇為統(tǒng)一榮譽體系亟待構建。

　　歸途偶遇老人摔倒

　　兩名學生積極作為

　　山東省濟南市解放路第一小學校長陳莉近日收到轄區(qū)派出所警官的一條信息。

　　原來，3月5日下午放學后，解放路第一小學五年級學生展紫雯和王子赫，在放學路上發(fā)現(xiàn)一名老人騎電瓶車倒地，頭部開放性傷口出血，周邊群眾觀望不敢靠近。

　　他們二人沒有猶豫，連忙上前將老人和電瓶車扶起，詢問老人傷情，并把散落在旁邊的面條拾起放在車上鎖好，隨后從路邊攔截一輛出租車想把老人送至中心醫(yī)院救治，但老人堅持不肯上車。與熱心群眾一起，他們二人又分工協(xié)作，一人陪伴照顧老人，一人到中心醫(yī)院急診求助，直到路人撥打電話叫來的救護車和警察到達，才默默離開。

　　事后，民警詢問他們?yōu)楹胃疑锨熬戎先耍慌卤辉┩髡`解嗎，展紫雯和王子赫都說：“學校老師教育我們，要勇敢的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尊老愛幼，只要是正義善良的，學校老師和家庭都會是我們堅強的后盾。”

　　這起事件中，不敢靠近的路人顯得格格不入。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鋒看來，現(xiàn)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離松散，注重個體，崇尚自我發(fā)展。但也不能僅僅責怪路人變得“冷漠”，因為確實存在扶起老人卻“被反咬一口”的情況。同時，媒體的報道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人們對“扶不扶”問題產生了更多的顧慮。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見義勇為研究課題組成員李家琛評價，人生難免遇到危險情境，此時路人手里的“黃金數(shù)分鐘”是挽救生命的關鍵稻草，見義勇為成為風氣，會使每個人的社會生活多出一份能扭轉局勢的安全保障。“見危不救”消磨人際信任，使每個人都可能錯過“最后的機會”。

　　對于這種“不敢救助”心理背后的邏輯，李家琛分析，既有集體行動困境，如“搭便車”“公地悲劇”等，又有怕卷入糾紛的后顧之憂。近些年來，高昂的“良心代價”是諸多人際冷漠、英雄寒心事件的突出原因。

　　破除集體行動困境

　　營造良好社會風氣

　　值得深思的是，“扶不起”的事件仍在發(fā)生。

　　近期，某地一路口處，一名老人摔倒在地上。經過的學生見狀立即扶起老人，然后打電話給自己的家長，送老人去醫(yī)院，并且墊付5000元醫(yī)療費。但是老人和家屬卻拒絕退還學生家長的錢，認為老人摔倒是學生的責任。學生家長只能求助于交警，最后交警出具責任認定書，老人負事故全部責任。

　　“從法律層面來看，近些年我們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法律要凸顯良法善治、凸顯善的價值，但是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執(zhí)行層面確實存在很多缺陷。”支振鋒認為，對待這樣的事件要保持中立，證據(jù)不足時不能隨意下定論。法律和人們的社會認知、情感認知是存在距離的，這種距離感很難解決人們的心理落差和錯位。對于提供幫助者是雙重的心理沖擊，一方面，幫助他人卻要提供證據(jù)證明自己幫助了他人，會產生“不被信任感”；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幫助者拿不出證據(jù)，他們則需要賠償，這很不公平。

　　同時，支振鋒補充說，在進行司法裁判時，需要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但是在沒有目擊證人、沒有充分證據(jù)的情況下，“建議法律要體現(xiàn)社會的價值導向，在作司法裁判時要符合主流價值觀，法官不能朝著背離社會良善、非主流的價值觀的方向進行推斷”。

　　在李家琛看來，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是否還存在不敢救助”，而是“為何這一問題在各地反復出現(xiàn)還未得到根本性扭轉”。破除集體行動困境、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國家”的意義體現(xiàn)，也是我國的制度優(yōu)勢。2018年，中共中央印發(f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guī)劃》，其中加強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保障是內在要求。

　　“要營造積極健康的制度環(huán)境，使做好事容易且安全、做壞事困難且成本高昂，每個人可以放心地釋放人際善意，增進人們社會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李家琛建議，具體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一是降低見義勇為成本并提供必要激勵，要著眼于見義勇為者在整個環(huán)節(jié)中的各個需求，例如日常救助技能宣教、醫(yī)療救治綠色通道、執(zhí)法司法情節(jié)重視、榮譽獎勵匹配務實、致殘犧牲社會保障，此外還離不開其他社會主體對見義勇為的“間接參與”，如用人單位誤工諒解、目擊證人仗義執(zhí)言等；二是增加被救助者誣陷訛詐的道德與法律代價，誣陷訛詐極易引起社會見危不救的“寒蟬效應”，不能讓誣陷訛詐成為無成本的投機行為，反倒使出手相助者陷入證明清白的繁重糾紛。

　　完善風險承擔機制

　　明確緊急救治制度

　　2020年9月，“男子發(fā)病兩名醫(yī)學生施救無效痛哭”引發(fā)社會關注。從網絡上流傳的視頻來看，湖南常德火車站內，兩名年輕女生跪地對一倒地男子進行心肺復蘇與人工呼吸。救護車到來后，兩名女生在離開的瞬間，忍不住淚流滿面。不幸的是，該男子經搶救無效離世。

　　視頻中跪地施救的兩名女生系成都中醫(yī)藥大學眼科學院研究生。這段救人的視頻在網上傳播后，不少人安慰兩位救人的女孩：“你們盡力了，別自責，好樣的。”然而也有網友發(fā)布惡評，稱兩個女孩子沒有行醫(yī)資格，沒有資格施救。

　　對此，有評論直言，針對見義勇為行為的造謠者應受到相應懲罰。

　　上述事件再次讓“如何化解見義勇為者遭遇的各類困境”這一問題曝光。支振鋒提出，要化解這樣的困境，除了在道德上倡導見義勇為行為之外，也要明確風險承擔機制，相關部門應明確相應緊急救治制度，進而推動救治過程更規(guī)范。

　　“目前亟須構建科學、規(guī)范、高效的見義勇為全國統(tǒng)一認定制度，構建權威、規(guī)范的見義勇為統(tǒng)一榮譽體系，以制度保障弘揚見義勇為精神，切實改進新時代見義勇為評選表彰工作，大力加強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工作。各省市是有見義勇為的統(tǒng)一榮譽體系的，但是全國還未形成統(tǒng)一認定制度。”支振鋒說。

　　李家琛也表示，全國統(tǒng)一的認定制度和統(tǒng)一的榮譽制度，可以確保同樣的義舉得到同等的認可和保障，有助于營造見義勇為的國家氛圍。在認定制度上，要做到標準科學公正、程序透明高效、申訴機制完善；在榮譽制度上，可以考慮統(tǒng)一全國榮譽稱號與標準，采取增強榮譽稱號純潔性和權威性的措施。

　　2012年，民政部聯(lián)合教育部、公安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衛(wèi)生部制定《關于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意見》。

　　對于這部國家層面首個加強見義勇為人員權益保護的規(guī)范性文件，李家琛評價，其中有對見義勇為人員緊急救治的特殊規(guī)定，“但該文件位階效力有限，內容概括，地方實施情況參差不齊。有必要將緊急救治制度納入見義勇為的專門保障法中，由職責部門出臺具體的實施辦法，重點解決收治流程和經費來源問題”。（趙麗 郭晶）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