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臺灣《中國時報》報道 無論是個人或家庭都要量入為出，不可寅吃卯糧，這個道理在社會同樣適用，所以各國各地都重視財政紀律，年度預算赤字不可過大，累計公共債務也須在可控范圍之內，不可恣意揮霍，累積龐大債務，以免在面臨巨大危機時無法應對。70年來，臺灣地區(qū)一貫力行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盡量將臺當局債務維持在最低標準，但近兩年蘇貞昌行政團隊不重視財政紀律，平均赤字由GDP的0.1%飆升到1.6%，即將達到舉債上限，臺灣不能坐視蘇貞昌團隊揮霍無度。

　  把舉債上限當尚方寶劍

　  冷戰(zhàn)時代臺灣兵力維持在80萬到60萬之間，軍備負擔沉重，但臺當局財政收支基本上都能保持平衡。蔣經國傾力投入“十大建設”，但他辭世后的1990年，累計債務才1500多億元（新臺幣，下同），不到年度經濟生產的4%。李登輝時代大幅舉債推動“六年基建”，臺當局累計債務大增，因而引發(fā)各界關注，遂檢討刪減計劃內容，1996年并通過“公共債務法”控管臺灣債務，宣示在2001年之前達成預算平衡，果然提早兩年達成目標，累計債務也控制在1.4兆元。

　  2000年之后，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預算赤字和舉債規(guī)模越來越大，在陳水扁時期被輪替前的2007年，公共債務已經來到3.7兆元、GDP的32.1%；而且臺當局編列預算時的關注焦點，已經不是在設法減少債務，而是思考如何在“公共債務法”的規(guī)范上限（臺當局為3年平均GDP的40.6%）內，繼續(xù)增加支出預算來迎合地方和選民。過去特別預算頂多就是幾百億元，但近年來動輒數(shù)千億元；今年5月通過的《新冠肺炎紓困特別預算修正案》，將特別預算原案從4200億元大舉提高到8400億元，還沾沾自喜宣稱臺當局還有1.7兆元的舉債空間，彷佛只要不將“法定”舉債空間完全用光，就可以漫無限制地繼續(xù)舉債。

　  這種“只要未達上限，就可任意舉債”的心態(tài)，和臺當局舉債的原意背道而馳。臺當局可以舉債施政，是因景氣不佳時，稅收下滑但支出卻反向增加，所以用舉債來融通赤字；但其前提是在當景氣恢復稅收增加時，可以用盈余來消弭先前的赤字，長期間得以保持收支平衡。但今天臺當局的財政心態(tài)卻非如此，在景氣恢復財政應可有盈余時，卻不負責任地恣意擴張支出，讓預算赤字和累計債務持續(xù)擴大，令巨額公共債務成為常態(tài)。

　  一般評論公共債務問題時，總認為臺灣公共債務比例低于國際，仍有舉債空間，其實似是而非。臺灣和新加坡過去都是維持財政平衡的模范生，目前新加坡還是如此，臺灣卻每下愈況，還反將“法定”舉債上限奉為尚方寶劍，是一種不長進的墮落行為。歐美日等先進國債務比例確實更高，但臺灣地區(qū)不是歐美日，發(fā)行的貨幣不是國際通貨，無法像他們在急迫時可以印錢救急。臺灣地區(qū)當前國際地位特殊，緊急時不可能獲得國際機構支持，也絕難得到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援助。因此，維持平衡的財政狀態(tài)，面對危機時都得以用人民愿意購買的債券來進行融通，是極為重要的。

　  臺當局的遠見落入后段班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臺當局不得不以巨額預算赤字應對，2009年預算赤字高達4392億元、占GDP的3.4%，超過歐盟警戒值3.0%。但隨后努力消除，到馬英九最后兩年（2015～2016），赤字已降到平均345億元，僅占GDP的0.2%。接續(xù)的民進黨當局在前3年（2017～2019）維持良好財政紀律，平均赤字63多億元、占GDP約0.1%。但這兩年（2020～2021）卻如同脫韁野馬，赤字分別飆升到2781億元和3640億元，平均占GDP的1.6%。

　  今年赤字雖未超過2009年金融海嘯，但次年危機就獲得控制，當下卻面臨變種病毒隨時可能爆發(fā)，極可能需要更大規(guī)模的紓困和防疫支出，加上兩岸對抗持續(xù)升高，必須增加對美軍事采購，及先進武器的研發(fā)與自制，少子化是臺灣安全威脅，需進一步提高對嬰幼兒的生養(yǎng)補貼，老齡人口增加，也需投入更多經費照護，1.7兆元舉債空間即將用光，勢必留下沒有舉債空間的爛攤子給下屆臺當局。

　  民進黨當局三番兩次自吹自擂目前為“臺灣經濟最好的時候”，卻讓公共債務急遽增加，面對嚴峻的政治、經濟、能源、氣候和病毒風險，應對危機的韌性卻急遽流失，最近一次世界經濟論壇評定“臺當局的遠見”，在141個國家及地區(qū)中排名79，落入全球后段班，這個沒有遠見的民進黨當局，下次選舉不該被輪替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