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大選延長賽落幕，陳其邁囊括70%選票當選高雄市長，民進黨獲得完勝，此時應該是結束選舉思維，打開治理模式，為臺灣療傷止痛的時機。尤其未來兩年沒有選舉，又是決定蔡英文歷史地位的關鍵期，蔡英文有必要修正治理策略，而她勝選之夜強調的“包容和團結”，應是適當切入點。

她的勝選演說意有所指，她說“臺灣人民最驕傲的事情，就是總能在選舉結束之后，握手言和、彼此鼓勵包容，共同為臺灣，不分黨派團結合作。”她顯已察覺這場選戰(zhàn)對臺灣造成的傷害，并勾勒出臺灣應該走的方向。我們真心期待，這不只是一篇文青式華麗詞藻堆砌的演說，更是行動的宣示與開始。

但非常遺憾，高雄市長罷免與補選勝選后，勝者對敗者的追殺與嘲諷，未曾稍減。勝利者繼續(xù)濫用權力謀取私利，臺立法機構亦未改變“輾壓在野黨”的議事策略，綠營對韓國瑜與“韓粉”的攻訐與嘲諷并未收斂，“朝野”的隔閡與敵意繼續(xù)擴大。愈來愈集權的行政部門、愈來愈敵視輕蔑對手的宣傳，讓臺灣社會長期引以為傲的多元主義和民主精神，遭到嚴重侵蝕。

從蔣經國時代開始，當臺灣面對“朝野”對抗、社會出現(xiàn)裂痕時，“執(zhí)政者”無不努力和社會意見領袖溝通，希望以對話和溝通化解分歧。蔣經國時代就指定國民黨內高層專責與黨外溝通，甫過世的李登輝于1996年推動“修憲”，也曾多次和當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會面，促成“修憲”順利完成。許信良也承認，當時兩人若未見面，“修憲”必將破局，可見“朝野溝通”的重要。

陳水扁上任之初，曾邀請選戰(zhàn)對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入府”進行正式“朝野”對話，只是功敗垂成，反而激化“朝野”對立。但后來仍然有“扁宋會”、“扁馬會”，可見陳水扁起碼有透過“朝野”溝通，化解政治與社會沖突的意愿。

馬英九是一個“我執(zhí)”的人，2014年前選舉未嘗過敗績，第一任威望如日中天，但仍向“在野黨”拋出橄欖枝，分配重要職務給綠營人士；2012年甫連任，沒有選舉包袱情況下，也曾邀請“在野黨領袖”蔡英文和宋楚瑜進行高峰會，只是最后遭婉拒。“太陽花學運”之后，馬針對核四議題曾邀請民進黨時任黨主席蘇貞昌會談，雙方當時炮火猛烈、并未達成共識，不過卻能完整呈現(xiàn)“朝野”雙方的立場，有助民主對話。

李、陳、馬愿意接觸“在野黨”，積極任事以化解社會對立，對照蔡英文多次在文稿里呼吁團結、對話，卻罕見對“在野黨”、少數(shù)意見的尊重與包容。2017年時任臺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還曾經與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會面，卻未見到蔡英文有積極意愿和“在野黨”共商、化解“朝野”沖突的企圖，是不是很諷刺？

長期不遺余力批評國民黨的《自由時報》，最近多次倡議國民黨應扮演正常“反對黨”的角色，總編輯鄒景雯在《戰(zhàn)略性不反對》專欄中，主張國民黨應該在臺灣政治發(fā)揮監(jiān)督、制衡、鞭策、防腐的正面力量。只是在一個多數(shù)不尊重少數(shù)、“執(zhí)政黨”不與“在野黨”溝通的環(huán)境中，如何期待“反對黨”扮演“正常反對黨”角色，國民黨又如何發(fā)揮“監(jiān)督、制衡、鞭策、防腐的正面力量”？

身為“執(zhí)政黨”更有責任承擔建立共識、搭建多數(shù)與少數(shù)聲音的對話橋梁，而不是放任社會沖突，坐享其利。蔡英文已進入第二個任期，再無選舉包袱，對諸多政治議題應當有更超然的立場，可以從社會大局來思考，否則將難以度過艱難的國際與兩岸局勢。

蔡英文若能會見“在野黨”領袖并達成共識，當然有利于臺灣團結，但“朝野”對話前需要經過縝密規(guī)劃，并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否則萬一會談失敗，臺灣分裂反而會更嚴重。另一個方式是與藍營支持者對話，尤其要與“韓粉”對話，可以選擇適當議題，透過適當方式，表達“執(zhí)政黨”的同理心，也將有助于減輕社會對立。

高雄市長補選結束，韓國瑜已徹底失敗，但“韓粉”不會消失，反而可能因挫折感而更激進，這不是臺灣之福。臺灣選舉采“贏者通吃制”，不利社會整合，社群媒體又強化“同溫層現(xiàn)象”，因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分裂。身為臺灣地區(qū)領導人，更有責任扮演“溝通者”與“團結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