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女性主義的傳播和普及，當下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反思和討論。不正義到底是不是越來越少，很難說。不過，更多的公共討論意味著情況終有能夠改變的希望。隨著公共討論的增多、女性主義的傳播，也越來越多新的概念進入到我們的日常對話以及對男女平等的理論爭論之中。最著名的當然是我們已經完全掌握的“直男癌”，以及常常被批判的“男權”。新近的討論中還出現“田園女權主義”等等名稱。

新概念和新名稱可以提供新工具來厘清不同的問題，使討論更加具有針對性。不管怎樣的概念，只要能夠清晰說明其含義，當然不會影響討論的推進。然而，比如“直男癌”一詞，從一開始就迅速占領了網絡，擴散到所有性別問題的線上線下討論，于是乎，我們已經可以習以為常并不加說明地使用它。從女性主義的行動中常見的“抗直男癌”口號，到討論問題時以“直男癌”作為基本分析框架，這個概念成了女性主義在生活中必備配套詞匯。我們習以為常的使用這些概念進行女性主義活動或討論，卻可能會帶來不少的問題。

從理論分歧到身份分歧

女性主義自然不是鐵板一塊，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會給出不同的主張和論述。在理論的討論里面，不同的女性主義者會因為所持有的不同的理論立場而被區(qū)分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甚至無政府女性主義。這種區(qū)分基于她們所堅持的不同的社會、政治立場，理論分析框架的差異。不同理論立場的女性主義所反對的目標，也是以理論詞匯進行描述和區(qū)分的，比如反對對女性自由的剝奪、資本社會對女性的剝削、權力結構對女性的不公等等。

不過，上文提到的新近興起的概念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為女性主義的理論，以及女性主義所反對的目標，進行新的區(qū)分。本來，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差異是通過政治概念進行描述的，現在是通過其身份進行區(qū)別：田園女性主義、行動派女性主義、學院派女性主義、微博女性主義、知乎女性主義等等等等。這些對女性主義理論以及女性主義者的區(qū)分不再根據不同的理論立場，而是根據不同的身份為標準。不同的（女性）身份成為這些理論的理論資源以及背后的支持理據。

比如最早占據網絡討論的“中華田園女性主義”，最早便是根據網絡上討論者的身份位置而出現的分類名稱。田園女性主義通常指沒有太多理論學習，僅憑自身經驗的本土女性（或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義觀點。后來，“田園女性主義”慢慢成了一個污名。因為持有者的身份，田園女性主義慢慢被認為是粗淺的觀點，最后成為污名化的標簽?？梢姡矸莸姆制绱媪死碚摰姆制绯蔀閰^(qū)別不同女性主義的標準。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反對的對象，也通過身份認同的差異重新表達。女性主義不再是反對一種不正義，而是反對一類人的某些特征。當下女性主義討論中，“直男癌”“男權”成了對女性主義批評對象的標準描述，而它們具體指的是什么內容，卻很少被認真分析。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主義作為整體在傳播中很可能產生這樣的理解，女性主義反對的是某一身份（男性）的人的某些特征。

奧運期間，媒體報道了商春松選手為視障哥哥買房一事。隨后，這件事在網絡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不少女性主義者批評商春松家庭對她壓榨，她的家庭正是男權的產物，所以才會出現商春松需要負擔兄長的開支而自己省吃儉用。之后，因為貧窮和性別的問題成為熱議，更有不少女性主義者在網絡上高喊“窮屌去死”。她們認為，貧窮的男性正是此種對女性的壓迫的罪魁禍首。需要反思貧窮和性別的交叉問題時，我們可能不自覺地將問題的成因歸結窮屌身上，而不是貧窮本身。男性或者男性的某些特性，成為了女性所受的不公平的定義因素。

以身份差異作為女性主義分類的標準，以及界定女性主義的范圍，最大的問題或許是將女性主義詮釋成一群人與另一群人之間的對抗的理論。女性主義各種理論之間的論爭，根據身份差異的標準，就會被詮釋成比如行動者與學者之間的對抗；而女性主義理論也會因此被理解成女性與男性之間的對抗。各種對女性主義的誤解便是從這些理解和詮釋中引申而來：女性主義是為了爭奪女性至上的地位、打壓男性的理論；行動者認定學者不能理解實際行動，從而忽略學理上對行動的論述。同時，因為身份差異成為理論分類的標準和理論的支持，對問題的分析以及理論的主張也因為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正確性。

當下的這種情況可能跟Diemut Bubeck所描述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后期的情況相似，通過身份認同的差異發(fā)展出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黑人女性主義，拉拉女性主義等等。而她認為，這種情況背后可能是女性主義理論接受了著名的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

什么是立場理論

立場理論是一套知識論理論，主要關心知識在社會中的狀態(tài)和地位。立場理論來自于馬克思的想法，主要觀點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

1） 不同的社會物質條件（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會帶來關于世界的不同經驗和理論（知識）。

2） 根據社會物質條件的差異，人在社會中被分為不同的群體。

3） 所以，不同群體對世界的經驗以及形成的信念和理論（知識）也是不同的。換言之，不同的群體具有不同的知識立場。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不同的群體指的就是社會中形成的不同階級。如果仔細分析以上三條觀點，我們可以發(fā)現，它們背后當然首先預設了，知識應該是受制于社會的。社會狀態(tài)決定了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個想法可能會受到來自科學的挑戰(zhàn)，特別是理論科學。不過我們可以暫時先假定，這里討論的知識僅僅是關于社會的知識，而不是全部理論知識。

以上并不是立場理論的全部。在提出社會存在不同的知識立場之后，立場理論最顯著的觀點是關于這些不同立場的地位的判斷：

4）被壓迫的群體的立場具有知識上的優(yōu)勢。

在立場理論看來，這些不同的知識立場并非都處在同樣的知識論地位上。用馬克思自己的例子就能很好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面，不同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擁有關于對社會的不同經驗以及信念。壓迫的資產階級因為在社會中受益，所以傾向于接受與維持一個扭曲社會現實的信念系統(tǒng)；相反，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因為其被壓迫的經驗，更加傾向去揭露真實的社會狀態(tài)并努力擺脫被壓迫的地位，所以產生的信念系統(tǒng)更能反映社會的真實面貌。被壓迫的群體正是這樣具有更高的知識上的優(yōu)勢，她們的立場更能夠提供真正的關于社會的知識。

女性主義的立場理論更加關注社會性別關系，但整體上接受了立場理論的論述和觀點。在國內，也許因為長期在基礎教育中灌輸的相對主義觀點，立場理論十分流行。然而，將立場理論理解為知識的相對主義是一種誤解。知識的相對主義認為，知識并沒有客觀上的正確性，所有知識都相對于不同的主觀立場而正確。但立場理論并非如此，它堅持知識具有客觀上的正確性，被壓迫群體立場上形成的信念和理論才是真正的知識。所以，女性主義的立場理論并不是認為，女性有女性的立場，男性有男性的觀點，對錯都是相對的，只有權力的制衡。相反，女性主義立場理論認為，女性作為一個被壓迫的群體，其立場更具知識上的優(yōu)勢，能夠更真實地反映社會狀況。

通過接受女性主義的立場理論，從理論分歧到身份分歧的標準轉換就很容易得到解釋和辯護了。身份上的差異意味著社會位置上的差異，這些差異自然是社會物質關系的不同。于是，身份上的差異決定了不同的立場，進而決定了不同的對社會的信念和理論。自然地，不同女性之間因為立場不同，自然會形成不同的女性經驗以及進一步不同的女性主義。同樣地，社會中男性與女性的差異，自然決定了女性立場與男性立場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女性是被壓迫的群體，女性立場是更具知識優(yōu)勢的立場。如此一來，對抗性的關系描述在知識論上得到了支持：她們之間不僅僅是立場的不同，而且是立場的競爭?？上У氖?，女性主義的立場理論在理論上和實際行動上都是有問題的。

理論上的問題

盡管接受女性主義立場理論能夠將不同社會位置、不同身份的經驗通過理論表達出來，但是女性主義立場理論本身是有缺陷的。

作為一種知識論，女性主義立場理論并不能夠找到非循環(huán)的辯護基礎。立場理論主張，因為女性在社會性別關系上處于被壓迫的位置，所以女性對社會的認識比壓迫者的男性的認識更可能正確然而，我們如何能夠確定知道，女性在社會中處于被壓迫狀態(tài)呢？女性被壓迫是事實，但直男癌患者也許并不會承認。所以，我們要認識到這個事實，首先就已經要認識到，被壓迫的女性對社會事實的認識比壓迫者的男性要更準確。這樣一看，女性主義立場理論的邏輯其實就是循環(huán)：根據立場理論本身，我們無法非循環(huán)地確定哪一種立場是更具有優(yōu)勢的立場。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立場理論會出現自我矛盾。女性當然在社會中承擔著性別不公的壓迫。但是，我們因此就能說明，女性看到的這一來自性別不公的壓迫就是事實嗎？既然女性主義立場理論并不是相對主義的，那么半真半假的立場在立場理論看來就應當不是真的立場。女性的立場就是真的立場嗎？不同的女性在社會中所承受的壓迫各有差異。女工群體還需要承受來自資本的壓迫，她們對社會的認識或許更具優(yōu)勢；外來務工者中的女工，她們還承受著社會上對外來務工者的歧視，她們對社會的認識或許更具優(yōu)勢；外來務工者中的女地盤工人呢？我們最后會發(fā)現，每個個體的立場都可能不同，我們如何能夠說明，哪一種立場才是正確的？

女性的立場或許在關于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狀態(tài)的情況下，更能揭露“男權”現實。但是，立場理論迫使每一種不同的社會位置和身份，我們無法停在女性作為整體的某種立場，并賦予其知識論優(yōu)勢。社會上存在著不同身份不同社會位置的女性，她們各自可能都因為不同的社會條件而形成不同的知識論立場，哪一個立場才是關于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狀態(tài)最有權威的立場，我們依然無法確定。

除了理論上的問題外，堅持立場理論和身份分歧成為分類標準，還會為女性主義的現實行動帶來各種實際的問題。

行動的問題

希望通過女性的身份來堅持一種女性的整體立場，是很多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來的追求。事實上，女性主義所反對的性別不公的受害者大部分就是女性。女性在歷史上承受了這種不公的長期壓迫，這些壓迫從習俗到法律，從家庭到政治體制，無處不在。另一方面，這種不公平的大部分受益者是男性。男性因為性別不平等而獲得各種在社會中的好處。性別身份在描述性別不平等中當然占據重要地位。但是性別身份應該出現在描述的哪個位置，是值得討論。不過，堅持立場理論以及身份分歧作為女性主義區(qū)分標準，當下女性主義流行將身份放在描述性別不平等的定義性質上，而不是描述其對象上。所以，這種性別不平等的習俗到體制叫做“男權”，性別歧視的思維叫做“直男癌”。我們使用身份來定義了女性主義所反對的對象，通過身份差異來確定立場，而不再使用理論詞匯。在立場理論的支持下，這種定義似乎沒有問題，因為男性作為壓迫者所表達的信念和理論的立場不恰當的，直男的思維自然是重病——癌。

不少女性主義行動正是打著“抗直男癌”的口號。“女權徒步”是引起關注的運動之一，行動者希望通過長期徒步的方式，因為媒體和大眾對譬如性騷擾、抑郁癥的關注。在徒步中，除了反性騷擾、抗抑郁癥以外，行動口號還包括抗直男癌。反對一種以某類男性的特征而命名的不公，的確可以讓女性主義的行動目標更加明確的表現出來。“珍愛生命，遠離直男癌”是各種行動背后的實質思路。

如果我們在女性主義行動甚至日常討論中不斷因為立場觀點而使用這種表示對抗的定義概念，我們就有必要追問，女性主義行動以及日常討論的目標到底為何？堅持通過身份差異進行的對抗性表述，也就是堅持女性擁有女性的（正確的）立場，男性擁有男性的（錯誤的）立場，在敘述上就預設了社會性別的截然區(qū)分。而女性主義行動的目標不正是去消除社會性別，使得社會性別角色不再成為決定個人生活的決定要素嗎？堅持身份差異決定立場的對抗性表述，似乎變相地重復了使用身份來決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的思路。

將反對性騷擾變成反對直男癌的時候，我們變相不自覺地將問題的實質混淆了。性騷擾的問題，應該是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不恰當地給予男性更多的特權，并且同時壓迫女性認為性騷擾是自身的錯；這時候，我們卻將其混淆為，那些人（直男）才是性騷擾出現的根源。將問題的根源混淆則意味著行動的解決方案很可能搞錯。如果問題的根源是那些人，解決方案就是將那些人隔離。但如果問題的根源在社會制度與風氣，行動的目標應該是促使改變各種的制度。正在進行眾籌的反地鐵性騷擾的廣告， 大家阻止的“咸豬手”就只有一只男人的手，依然充斥著性別刻板偏見。

另一方面，立場理論又讓我們陷入矛盾。女性主義者希望獲得女性作為整體的一致立場，與立場理論迫使我們考慮不同女性之間的差異所帶來的不同立場形成沖突。這種矛盾在當下女性主義的日常討論中經?？吹?。一方面，我們區(qū)分出不同身份立場帶來的不同女性主義，從女工立場出發(fā)的女性主義，白領的女性主義等等；另一方面，我們因為堅持女性作為整體的一致立場，女性主義者之間自動在“哪一個是真正的女性主義”的問題上沉默。特別地，后一種情況成為女性主義行動中更為普遍的情景。堅持女性作為整體具有一致立場，讓許多女性主義者將互相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團結，所以具體的身份差異可以忽略，作為女性的立場必須一致，而爭論誰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不過是分化女性主義者的手段。

這種因為團結而放棄爭論的想法在學理上自然說不過去，同時也會對女性主義行動帶來影響。因為團結而放棄爭辯觀點上的分歧，實質上等于認同，立場的團結比觀點的正確性更重要。這事實上才是對女性主義的傷害。不僅學理上觀點不能厘清，女性主義行動的正當性也會因此受到質疑。沒有好的論述作為女性主義行動的支持，而好的論述不能僅僅通過訴諸身份區(qū)分而達到，還需要更加仔細的道德和政治的分析。更進一步，堅持立場的團結，還會使女性主義行動在執(zhí)行上乏力。不少女性主義者認為，立場的團結才能夠發(fā)動更大的力量完成目標。然而沒有觀點上理清問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可能并不清楚，這時候的團結所帶來的成果并不會巨大。

更令堅持立場理論的女性主義者頭疼的，是如何面對將壓迫內化了的女性，比如因為長期的性別不平等，有女性認為，被性侵犯是受害她們自身的錯。她們的立場以及她們對性別關系的信念屬于何種立場？

從關注個體出發(fā)

女性主義立場理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當下現實中都存在不少的問題。之所以立場理論會流行，上文提到的Bubeck認為是因為女性的差異開始被“發(fā)現”：女性在性別關系中相對男性的差異；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為了處理這些差異，立場理論希望通過承認這些差異給出不同的女性主義，但是立場理論犯了錯誤。Bubeck認為，女性主義本應該去處理這些差異帶來的問題，但是立場理論卻是希望將女性主義理論奠基在這些差異之上。也就是說，面對男女的差異，面對女性之間的差異，女性主義本應該思考例如如何根據這些差異來安排資源的分配；而立場理論希望根據差異A有一套分析甚至解決所有問題的理論，根據差異B有另一套分析甚至解決所有問題的理論。

面對這些身份上的差異，或許我們更應該從這些差異出發(fā)，也就是從關注不同的個體出發(fā)。從關注個體出發(fā)，不等于我們放棄一種普遍的理論。我們可以構建關于人的生活的普遍的規(guī)范性理論，比如人的正常發(fā)展需要什么條件的理論。然后，我們關注不同的個體。個體應該成為目標，個體缺失了什么條件，如何才能讓她獲得更好的生活。諾貝爾獎經濟學家Amartya Sen以及著名哲學家Martha Nussbaum分別發(fā)展出來的能力進路正是這類理論的典范。

從關注個體出發(fā)，女性主義同樣可以關注大寫的女性。女性主義之所以關注女性，那是因為大部分作為個體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來自性別的不公平對待而缺失了某些過上人的美好生活的條件。同時，從關注個體出發(fā)，女性主義也可以同時處理不同身份的女性，以及男性，在各自情況下的缺失。女性主義行動可以更好地論述其目標，為其行動提供理論依據。上面提到的能力進路，也是人類發(fā)展計劃的重要理論依據。

從關注個體開始，可以避免立場理論所帶來的對抗性敘事。在行動上或許更來帶來合作，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上帶來有共識的改變。如果共識的改變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確是時候想想，我們是如何開始放棄“性別主義”改用“直男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