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
作者：許倬云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年5月
歷史學家許倬云
“我”是誰？ 時空集合體中說“中國”
中國是怎樣形成的？這是一個眾說紛紜，又總讓人陷入思考的問題。我們生活的國家就是“中國”，然而，這個國家又是一個多重的時間、空間的集合體。中國不像美國，雖然疆域也在變化，但只有兩百多年明確的歷史；一般認為，中國在東亞具有連續(xù)上千年的歷史，在現(xiàn)代國界觀念出現(xiàn)之前，在疆域上更是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不用說，在人群遷移方面，迎來送往無數(shù)的古今民族，都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要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注定是一件艱巨的任務。許倬云先生以耄耋之齡，以《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一書直面這個問題，令人敬佩。他在談到該書的緣起時說，“‘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解決的。”然而這又是一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因為“在這幾千年來，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審察自己的歸屬和認同，也審察族群歸屬和認同的原則，應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庶幾我們不被狹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挾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由此可見，說清楚“中國問題”意義重大，如何能在這個時空集合體中梳理出脈絡，不但具有學術價值，而且還有現(xiàn)實意義。作為一個具有現(xiàn)實關懷的學者，許先生意識到，何謂“迷失”，便是由于中國國民或研究者，對“何為中國”并不具有充分而理性的認識?；蛘咭?ldquo;朝貢”觀念凌駕于萬國之上，放不下身段與世界各國平等相待，或者以“天下”觀念自持，仍舊幻想以本國而為世界之中心。乃至在國家內(nèi)部，將“漢”文化置于其他文化之上，造成種種待人接物中的失度。
而只有認清自己的歷史，才能“對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產(chǎn)生大國沙文主義，也會因此消除四周鄰居的敵意”。從序言中可見，許先生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寫作本書的意圖，就是想揭示出一個“多元、多樣”，而不是單一、固化的中國，通過這種多元性的呈現(xiàn)，消解掉一種故步自封的樊籬。
從非洲入東亞的人類遷移史詩
以此為目標，許倬云先生的寫作思路就非常清晰：我們印象中中國歷史由“秦漢……唐宋……明清”等正統(tǒng)朝代組成了一個朗朗上口的序列。而實際上，這里面沒有一個“王朝”是可以脫離東亞乃至世界體系這個背景而獨立存在的。
所以，在本書的開頭，作者就躍出了一般歷史化的寫作，結合分子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最新成果，指出了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居民從最初開始，便是最早期一批“外來者”的后裔。“‘現(xiàn)代人類’離開非洲以后，在五六萬年前分批進入歐亞大陸。那些進入中國地區(qū)的人群，有一批是沿著太平洋海岸北上；另一批則是沿著東南亞和印度洋交界處，北上之后，有一部分折向西方，有一部分折向東方……”從頭打破了國內(nèi)學術界一直遮遮掩掩，不愿直面的中國人群的來源問題。由此可見，既然從源頭開始，中國人群便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猿人”的后代，而是從非洲開始人類遷移史詩的一部分。
當然，這里理解的遷移并不是如我們今天所想到乘坐飛機、車輛的旅行，而是經(jīng)過了“幾萬年的遷移，為了適應當?shù)氐奶烊粭l件，分別有了自己的演化過程。”同時，這里還容易落入另一個認識誤區(qū)：世界上所有人類的祖先都來自非洲，但不表示今天的非洲人/印度人——這些是人類遷移進入東亞過程中的站點——就是中國人的“祖先”，當代非洲人和東亞人之間的關系就像是隔了很遠很遠的堂兄弟。
華夷不固定，不斷文化融合塑造了中國
既然從頭開始，這片東亞大陸上的居民就以遷移地方式開始了“中國”之旅，那么后來者便自然沿前人的腳步亦步亦趨地繼續(xù)這一場旅程。雖然暫時沒能提出夏人的起源，作者指出了，商人是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由外而內(nèi)地替代了夏人的統(tǒng)治，而“商人的老家應當是在渤海地區(qū)”（即遼東半島西部），這就不是一般認識上東亞地理的中心區(qū)域。與之相仿，作者也指出了替代商朝的周人“本是居住在陜北、晉西的族群，毗鄰河套地區(qū)”，他們也是通過遷移，南遷到了后來的關中地區(qū)，成為商朝的附從，隨后開始了自己的勃興。
由此可見，從中國文明史的開端以來，夏、商、周三代都是從東亞核心區(qū)的“外圍”一點點內(nèi)遷的，并不是一開始就以所謂的“中原”為根據(jù)地向外發(fā)展的。但這些王朝在東亞的核心地區(qū)站穩(wěn)腳跟成功登基以后，就開始頻頻向周邊發(fā)展，阻止其他民族像他們一樣“由外而內(nèi)”進占中原。同時為了在理論上建立阻止外族向內(nèi)遷移的合法性，就建立了“華夷之辨”的修辭方式，封自己為正統(tǒng)，還把周邊的人群稱作“夷”，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分類方式，因為這個“華和夷”并不是固定的，生活在中原的人們一方面阻止不與自己合作的“夷狄”進入；另一方面，又鼓勵和自己保持密切文化、經(jīng)濟往來的人群加入自己，打開方便之門。這就是后來處在華夏邊緣的秦國入主中原，成為正朔的原因?？偟膩碚f，所謂華夏和夷狄，就是人為建構的結果，這些人在生物學上并沒有本質(zhì)差別，有的只是一些相對的文化差異。
如果說，那些由外而內(nèi)的人群有著明確的移動、變遷過程，那么當“華夏”形成之后這一文化上的分野是否就此固定下來，塑造了某種標準呢？答案同樣也是否定的，在許多讓晚近時代的中國人引以為豪的時代中，這種人口流動、文化融合反而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而這種多元性甚至進一步促進了這些時期的繁榮。
比如唐朝，許先生這樣論述了唐朝發(fā)達的文化，“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國文化的接觸上，接受了許多外來的成分。”在飲食起居、音樂舞蹈、數(shù)學、醫(yī)學和天文學方面，都深受外界文化的影響。這里還要加一句，連唐朝的軍隊甚至文官，都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唐朝本身實控區(qū)域以外的人們。從而得出結論“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國歷來最強的。”
從宋代以后直至有清一代，更加難以將“華夏”和“之外”的文化交換分隔開來。在東亞的土地上，以黃河流域這一地理中心為主軸，南部和北部的文化都在中間交匯，正是這種不斷融合的過程，塑造了位于東亞大陸核心的“中國”。
是不斷變遷的世界的一部分，不是“文化孤島”
誠然，書中對何為中國的具體論述，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比如人群與文化遷移的具體路線，其實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和今天漸漸升溫的“絲綢之路”研究也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以及，中國文化以南北而分的地理依據(jù)，都能讓我們對這個“復雜共同體的形成”產(chǎn)生更具體、明確的認識。
此外，盡管書中重復了有些陳舊的話題，比如“假如中國北方草原上不是如此寒冷，那些東北和北方的胡人也不會大批地進入中國”——其實據(jù)當下掌握的氣候史證據(jù)顯示，古典時代氣候波動的波谷與北方人群的南下時間線并不吻合。此外，這同樣無法解釋，那些北方草原上的居民本身又是從何而來，他們在先前又如何克服了當?shù)睾涞臍夂蚨鴽]有發(fā)生遷移，偏偏選擇了某個時期。同樣地，將清代中國的出現(xiàn)視作一個偶然，“滿清在東北關外崛起，趁明代中國混亂之際取得政權”，也模糊了其中蘊藏的歷史發(fā)展軌跡。如此種種既定的思維方式，或許是我們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避免的。
然而，這并不能掩蓋許先生在書中力圖呈現(xiàn)的一種卓有見識的，文化多元的觀點，中國在歷史上的發(fā)展和繁榮，并不是一姓一族的榮譽；同理，中國在歷史上陷入的低谷，也不是某個民族取得政權的結果。中國在近代以來遭遇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實在是“經(jīng)過三個朝代五六百年的壓制”堆積。換句話說，歷史上組成中國的所有文化分享了中國“好”的一面，也共同承擔了其中“負面”的責任。
在中國經(jīng)濟日益發(fā)展的今天，了解“中國”的形成具有現(xiàn)實意義。我們已經(jīng)明確，歷史上的中國，從人口來源和文化上，就是一個和周邊文化、世界其他文明，存在廣泛而密切聯(lián)系的共變區(qū)域，而不是一個鞏固一隅的“文化孤島”。那么在今天的時代，我們更沒有理由刻意地將中國與世界、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對立起來，為了某些想象的歷史榮譽感，將自己和當代的潮流分隔開來。我們需要明白，古往今來，中國都是這個不斷變遷的世界的一部分，而這也是許倬云先生在書中給我們的啟示。
□張經(jīng)緯
